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遗赠、婚外同居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继承制度延续了《继承法》,最终并未采纳特留份制度。自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继承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注重扶养或需要,避免不加限制的“不劳而获”。在向婚外同居者遗赠情形中,生存配偶非基于扶养或需要而主张违反遗嘱意思的继承,不符合我国继承制度缓解“不劳而获”思想的特点,可不予支持。向婚外同居者遗赠的法律行为,若不涉及金钱和婚外同居的交换——如与婚外同居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则不应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其无效。婚外同居者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可在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求解决之道。

我国财产遗赠制度的修改意见

遗赠同居者不为我国继承法所禁止,但却与修改后的婚姻法基本精神相矛盾。特留份制度、公序良俗原则或法律明文禁止都不能解决上述矛盾,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国的财产遗赠制度,保留公益性遗赠,取消非公益性的遗赠。

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与适用甄别

根据遗嘱处分的标的物不同,遗赠区分为物权类遗赠和债权类遗赠。无论何种类型,若在继承开始前特定遗赠标的物不存在,皆可能引致受遗赠人能否对代位物主张遗赠之问题。虽然遗赠在遗嘱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但照搬合同嗣后给付不能的解决思路难以完全契合遗赠具备的身份性特质,故通过对物上代位基础性权利的扩张解释,肯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不失为合适的切入路径。根据导致遗嘱处分标的物不存在的原因事实差异,限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适用前提为非基于遗嘱人自愿行为的法律事实之情形,并与遗嘱人意思自治下的相反行为进行区分,后者具备撤回遗嘱、使其不发生效力的功能。又因某些原因性法律事实中交织“客观”与“自愿”,在难以明确法律适用时,可借助“遗嘱解释的客观化”缓和遗赠物上代位推定与相反行为的甄别困难。

如何认定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基于一起遗赠纠纷案的分析

【案情简要】高某年届耄耋,一生未婚。曹某是高某同事的女儿,2014年起自愿帮助高某操持部分生活、养老事务。2018年,高某与曹某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并通过遗嘱约定去世后将个人财产赠予曹某。薛某是高某的专职保姆,2017年起一直负责照料高某。2020年3月,高某与曹某发生争执,解除了《意定监护协议》和遗嘱,曹某不再过问高某的生活起居。

“特留份”制度视角下再识“泸州遗赠案”

“泸州遗赠案”的实质在于其所表现出来的多层面的冲突关系,该冲突关系在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和利益层面均有体现。正是存在这种由制度引发的冲突关系才使得这一案件复杂化,制度冲突的背后则是价值冲突,而制度冲突和价值冲突则以利益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解决三种冲突关系的突破口在于制度冲突,从理论及法律两个层面分析该案中的冲突关系,可看出“特留份”可在这三种冲突关系中起到衔接与缓冲作用。日后修订《民法典》时可增加“特留份”制度,以优化该类案件纠纷的解决方式。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操作规范》的通知(京规自发[2024]58号)

各分局、机关各处室、委属各单位:为加强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化水平,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制定了《北京市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操作规范》。经2024年1月17日第1次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特此通知。

人口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遗赠动机视角

21世纪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又开始凸显。资本是财富开始积累的重 要元素,也是现代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以家族财富积累传递这一途径为研究立足点,通过分析遗赠动机 与遗赠方式,得出有关人口结构与资本带来的不平等关系。主要结论如下:群体层面,提高生育率,转变人口结构是缓解 继承财富所带来的不平等的主要方向;个体方面,不同遗赠动机对应不同的资本积累程度,但都可以通过转变人口结构来 适当降低不平等程度。同时,在世者之间的相互馈赠使得资本聚集于老年的程度降低,更能提早分散资本,达到促进平等 的效果。

遗赠扶养协议优先效力的正当性基础与保障路径

《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相对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的优先效力,但对其正当性基础却未尽阐明。借由整体类推的法律漏洞填补,归纳预告登记中不动产买受人、商品房消费者的法律地位等规则所内含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演绎至遗赠扶养协议优先效力的类似情势中,可厘定该优先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立法者对特定债权人予以特殊保护,赋予特定债权一定的物权效力,以保障该债权依约实现;具体保障路径在于扶养人对遗赠财产的处分保护,即扶养人可以阻却遗赠财产在未经扶养人同意情况下的处分效力。鉴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双段法权构造,当遗赠扶养协议所约定的遗赠财产特定化时,扶养人自协议生效时起即可主张处分保护;遗赠财产未特定化时,扶养人仅能在继承开始后对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主张处分保护。

对一例“二奶”请求实现遗赠案判决结果的法律思考

文章主要对一例“二奶”请求实现遗赠案判决结果作法理上的剖析,认为同居行为和遗赠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调整范围不同的两个行为规范,法院不能以同居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来否认一个合法有效的遗赠行为。

天价征子引发的法律思考——评我国遗赠扶养协议

目前,老龄化已成为社会一大问题,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老有所养之际,我国继承法独创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承继和发扬光大,也是解决老有所养的一种有效的法律制度。针对我国目前遗赠抚养协议抽象性、概括性,建议通过完善立法,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协议的形式要件,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

《民法典》遗赠效力解释论

基于遗赠发生的物权变动的生效问题并未因《民法典》对《物权法》的修改而停止争议。遗赠具有物权效力还是债权效力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及其所实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国民法明确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并且不承认概括遗赠,故遗赠仅为受遗赠人与遗赠义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遗赠并不涉及物权层面,而只是设定受遗赠人对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的债法请求权,其本质如同遗产债务一样,因而与因继承发生的物权变动自然有别。《民法典》第230条既已删除遗赠,则解释论上遗赠应无物权效力。基于遗赠发生的物权变动仍应适用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规则。

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

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和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处理遗产,这是遗产转移的一种新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合同形式。它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文件中,是我国继承法的特色之一。本文仅就“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间以扶养和遗赠为内容,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签订的合同,称为遗赠扶养协议。这种合同具有以下的法律特征:

遗赠效力再探

物权法第29条规定了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民法典第230条删除了这个内容。判断遗赠的效力,应当基于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进行综合考量。遗赠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因遗赠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应当进行物权变动公示。我国法不承认概括遗赠,不能依此认定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物权变动模式直接影响遗赠效力,我国法采取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决定了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遗产共有的类型对遗赠效力有所影响,基于我国法上的遗产共同共有,遗赠不具有物权效力。遗赠与遗嘱继承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物权变动的效力上,两者遵循不同的法理。

论基于继承与遗赠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物权法》第29条为中心

基于继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遗产由被继承人移转至共同继承人共有的第一阶段,遗产由共同继承人共有至各共同继承人单独所有的第二阶段。前者与各国所采取的继承样态有关,而后者则与遗产分割的效力模式息息相关。遗赠能否与继承同样看待从而使遗赠之标的物于遗赠开始时即当然移转于受遗赠人,与各国所采取的遗赠制度之立法模式及物权变动模式息息相关。在我国现行立法采"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及"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框架下,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而不具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之物权效力。

“以房养老”中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相关问题分析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以房养老的形式之一。遗赠扶养在解决老人生养死葬问题的同时,也减轻了社会负担,弘扬了中华民族互助互利的传统美德。但制度的缺陷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等,责任难以细化等若干问题的出现。遗赠扶养协议的签订需要房屋完全产权、双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前提;签订时需详细注明扶养内容,通知利益相关者以获得支持;协议签订后双方需履行各自义务,积极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评估;相关部门需规范遗赠扶养协议签订过程,制定合理制度,以减少当事人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民事纠纷,实现另类养老合同的功效。

延迟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个包含遗赠动机的模型

促进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但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退休人员数量的攀升将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居民具有普遍的遗赠动机这一现实特征,构建包含遗赠动机的拓展的OLG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影响结果取决于经济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如果资本产出弹性较高,那么延迟退休将同时降低居民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的消费;反之,延迟退休将降低居民年轻时期的消费,并提高其年老时期的消费和一生中的总消费。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使延迟退休政策效果发生改变的资本产出弹性的阈值介于0.5和0.6之间。以上研究结论为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以促进居民消费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公序良俗原则在遗赠中法律问题之研究

现实中存在着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遗赠行为。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一个抽象的民法原则,在遗赠案件中,由于司法审判缺少具体明确的法律判断和适用标准,经常会出现某一类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着相反判决的情形。德国审判与性有关的违反公序良俗案件的理论与实践值得借鉴,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在遗赠案件中应该结合法律的刚性和道德的柔性,采用综合判定的审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