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易学“郑王之争”析魏晋南北朝文艺论旨趣之异同——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论旨趣因易学"郑王之争"而分流:儒家郑学系统以《文心雕龙》为冠冕,依据汉易取象说、道器不离说、言尽意论确立了"神用象通"、"贵器用"、"一辞意"等文学创作的原则与方法;而玄学派王学系统的文艺论著则吸取忘象说、道器分离说、言不尽意论提出了"取之象外"、"事绝言象"、"神超理得"、"澄怀观道"等主张,可以《古画品录》为代表。故这一时期的文艺论在易学上还并不存在相互吸取的史实,各自的理论体系也是清晰贯通而非矛盾混乱的。只是在古文经学"要约明畅"的治学理念与学风上两派论著殊途而同归。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从“郑王之争”看清人论证“《孔子家语》王肃伪作”的动机与实质

《孔子家語》的辨僞肇端於王學與鄭學的一場論争。此文由《聖證論》馬國翰輯本入手,對"鄭王之争"的具體情況及雙方策略有所考察,進而認爲馬昭謂"《家語》王肅所增加"只是在無法以常規方式反擊經學質難時的無奈選擇。清代學者因推崇鄭玄而希望回應王肅的質難。《聖證論》的亡佚使得從經學上進行回應變得難以完成,而效馬昭之故智,考證"《家語》王肅僞作"成爲了可行的辦法。分析可知,清人的疏證乃是由證明《家語》僞作,進而否定其内容記載的真實性。期間,他們的判斷標準和思維方式又往往來自經學。因此,疏證的最終目的是要證明傳世《家語》不具備充當經學證據的資格。這是一種經學研究,絶非客觀的文獻辨僞。

试论魏晋时期“郑王之争”

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史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就是彼时的“郑王之争”。曹魏黄初年间重立国学，初始郑玄《易》独立于官学，正始六年后，郑王（朗）并立。之后，“郑王之争”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意义也不尽相同，先是王肃之学对郑玄之学挑战，后有玄学背景下王弼易学与以郑玄易学为代表的汉易的争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魏晋时期玄风浩荡，但西晋《易》博士应该是郑玄《易》与王肃《易》并立而非王弼《易》。

《开元礼》与“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以郊祀为中心讨论

初唐所编《贞观礼》,以隋代礼典为基础,继承了以郑玄学说为蓝本的郊祀礼制。然而,唐代实行的郊祀与礼典之间的差别,导致郑玄学说逐渐变为仅存于礼典之中的空壳。《显庆礼》对《贞观礼》郊祀的调整,仍以郑王异同作为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与唐代郊祀礼制的变动有关,本身并不具有礼学论争的实质意义。礼典的前后差异客观上仍给唐代郊祀礼制的实施造成了困难,至《开元礼》从学理内涵与外在形式上都彻底消解了郑王郊祀礼说之间的对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王肃《诗经》学考论

王肃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经学家,他遍注群经,当时影响巨大,由其引发的"郑王之争",形成《诗》学史上一次学术大讨论。王肃并非毫无原则地驳郑,他主要驳斥郑玄释毛"义所未安"的部分。他不好郑玄,既与其政治目的及时代精神有关,也与其师承"荆州学派"有关。王隶反郑是三家诗衰亡、毛诗兴起之后,今古文进一步融合,古文学派内部自我调整的必然产物。王肃《诗》学以《毛诗》为研究对象,其内容涵盖了诗义、训诂、音韵、地理、名物等《诗经》学研究的诸方面。其诗义研究重"理",将情理、事理、义理贯穿于解《诗》之中;文本阐释更细密,逻辑性更强;语言表达注重语词、句式的对仗,简洁明确,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高贵乡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

"天命"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代表着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儒生通过对古史的构建,将禅让与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汉魏禅让过程中,这一政治理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却在魏晋嬗代中走向了终结。陈寿在《三国志》中记有高贵乡公曹髦至太学与博士问答经义一事。其中与庾峻问《尚书》一段,高贵乡公力主郑说,是因为郑玄明确指出禅让应有"天命"作为依据,而司马氏在当时虽有实权,并无足以显示其"天命"的依据。最终高贵乡公的横死,使得"天命"理想彻底瓦解,开启了两晋南北朝以降新的禅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