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应《一切经音义》征引郭璞《尔雅注》探析

玄应《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家音义书,首开用儒家典籍释读佛经之先河,征引典籍二百多种,其中,征引《尔雅》近700例,征引郭璞注200余例,是记载《尔雅》中古流传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一切经音义》征引郭璞《尔雅注》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与宋监本郭注比较,并参考原本《玉篇(残卷)》、《五经正义》、《倭名类聚抄》征引郭注及敦煌、吐鲁番出土郭注,可以发现,《一切经音义》征引郭璞注并非一成不变,照抄照搬,更多地是根据被训词注释需要,对郭璞注文作了一些调整,如改变训诂术语、表述方式,删节、增改、变换郭璞注文,还有7例不见于郭注。通过这一个案探讨,不仅有助于对郭璞注本流传、辑佚、校勘、异文的研究,而且就如何看待、利用征引文献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尔雅》郭璞注的两个特点

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尔雅》,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晋郭璞的《尔雅注》是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尔雅》古注。郭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充分运用当代活的语言材料 ,保留了大量的晋代口语词 ,这些口语词包括晋代的通语、俗语、方言 ;二、在训诂方法和训诂理论上能突破文字束缚 ,从语言材料的事实出发 。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郭璞易占与道教关系探考

郭璞不仅精通易学,而且深谙道家道教学说及其方术。在长期的易占实践中,他往往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获得极大成功。本文从阐析郭璞易占的具体筮例入手,深入探考了道教与易占之间的特殊关系,庶几有助于人们对魏晋时期易象数学的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从郭璞注看晋代的方言区划

文章对晋代著名学者郭璞的注释体例和方法进行了阐述，对郭注中的方言词语及其出现的次数作了全面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的材料，勾画出了晋代方言区划的大致轮廓，并与汉代的方言区划作了对比研究。

郭璞李白游仙诗比较

郭璞游仙诗与李白游仙诗有着同样的文化精神,追慕神仙,企求长生。其不同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郭诗突出隐逸,李诗多方面观照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二是艺术风格不同,郭诗华美,李诗清新飘逸,表现出更多的浪漫主义特色。因此,两者具有不同的审美风貌。李白游仙诗既是对郭璞游仙诗的继承,又是对他的超越。

郭璞《方言注》探求词的理据析

郭璞注解《方言》时,常常阐释被释词的理据。文章从4个方面归纳、分析了郭璞所解说的理据内容:(1)解说“词的理据”用语;(2)探求词的理据的方法;(3)所释词的理据范围;(4)寻求词的理据的价值和不足。

郭璞易学思想考

在易学史上，郭璞精湛的易占一直为人推重，而其颇具特色的易学思想却往往被忽视，或语焉不详。笔者在深入研读郭璞诗赋文的基础上，结合其行状，对其易学思想予以全面梳理。本文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结合郭璞的诗赋，指出郭璞对周易义理的承袭与发挥；一是结合《晋书》本传、郭璞《易洞林》，从取象运数、据象成辞及阴阳灾异说两方面，深入阐析郭璞对焦（赣）、京（房）、管（辂）易象数学的继承与发展；一是结合郭璞的行状，指出郭璞在易占实践上为改革易占方法、完善易占辞以适应现实需要所作出的贡献， 从而表明郭璞是位既重义理又重象数，既重理论又重实践的易学大师。

从郭璞注看晋代方言词汇

本文考察郭注中的方言研究,主要对《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尔雅注》和《方言注》的264条晋代方言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对其地域分布、构词方式作了具体分析。

《山海经》及郭璞注校议二十八例

《山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典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山海经》及郭璞注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错误,对我们正确理解《山海经》带来了障碍,因此需要经过仔细校勘,尽量还原其本貌。本文利用学界较少关注的元钞本《山海经》和王念孙的手批校语等资料,对《山海经》及郭璞注的二十八处文献错误作了校正。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试论郭璞游仙诗的创作意向与审美表现

由于郭璞游仙诗“以仙姿而游于方内”的审美心态以及对两晋之际动荡的政治生活的深刻透视，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思想内涵，表现出处在动乱时代中的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现实政治以及个人前途虽自觉无望但仍热切关注的复杂微妙心理；而其艺术精神则深契于魏晋玄学之士任情达性、恢弘自由的自然主义思想，他所描述的仙境建构在山林隐居之士和羽化仙子之间，他把山林泽薮与追求人格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和文人士子不得志于时联系在一起，这在游仙诗创作的发展演进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

东晋时期,郭璞因为卷入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被叛将王敦杀害。他虽然是因政治斗争而慷慨赴死,但是支撑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却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精神,而是摆脱人间苦难,成为快乐神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想。正是在宗教动机的支配下,郭璞不仅做出了一系列荒诞、乖谬的举动,而且面对屠刀从容自若、视死如归。郭璞的被杀,既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也是他在宗教理想鼓舞下主动追求的结果;他既是东晋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也是神仙道教的虔诚殉道者。郭璞之死是一个生动的个案,正确认识其性质,无论是对郭璞和魏晋文学史研究,还是对道教史和文化史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郭璞葛洪散文学合论

郭璞与葛洪是两晋时期的重要散文学家。郭璞的主要贡献是在《山海经叙》中提出了"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的观点,以为不能因为自己未曾亲眼目睹某个对象就断定它是虚妄的。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之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葛洪在散文学上,重子书轻诗赋,重实用轻文采,在表与里、美与善、体与用两端,非常明显地站在里、善、用一端。然而,在通变的维度上,他又持"文胜于质,今胜于古"的观念。总体而言,他的散文学思想多元而有矛盾。这种矛盾与他强烈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一定的关联。葛洪的散文学与王充的散文学一脉相承,在理论的体系性与深刻性方面有所不如,但在丰富与多元方面则有超越之势。

钟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辨析

对于钟嵘《诗品》郭璞条 ,有两点学界分歧较大。首先是郭璞和玄言诗的关系问题 ,钟嵘与檀道鸾意见不一 ,从而引起今人争议。实际上 ,钟、檀二人只是从各自对郭诗不同层面的认识出发 ,来评价其在魏晋诗歌史上的地位 ,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其次是钟嵘对郭璞《游仙》诗的态度问题 ,清代学者对钟嵘的不满 ,极有可能是因版本讹滥造成误读所致。另外 ,充分认识钟嵘论诗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特点 ,是我们正确解读《诗品》

钟嵘《诗品》论郭璞与玄言诗风

对于钟嵘《诗品》论郭璞诗歌与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评郭璞《游仙诗》,后人的理解颇有分歧,也含有某些误解。本文通过具体解读《诗品》,认为钟嵘没有误叙玄言诗衍化与郭璞诗歌“创变”的相互关系;他承檀道鸾、沈约、刘勰的看法而更添自己心得,首次将郭璞、刘琨视为与早期玄言诗风相抗争之合力;他一方面肯定郭璞《游仙诗》为杰作,另一方面对其不合“游仙诗”体制略示不满,这反映了他重文体的思想。“微词”和“褒语”互见,避免判断偏颇,这是《诗品》开展评论的基本态度,以此也显出钟嵘对郭璞诗歌的完整认识。

郭璞儒道事迹及其净明监度师地位的确立

两晋之际的著名文士郭璞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是儒家忠孝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他好用道教方术,有浓厚的道教神仙情结,虔诚信仰道教。唐代以来的豫章西山道士因郭璞的忠孝言行和人生实践,努力构建了郭璞与孝道派、净明道的特别关系,最终使郭璞居于净明道监度师的崇高地位。郭璞的净明道化,深刻地反映出净明道的宗教文化性格及其特质。

郭璞版《山海经》中次一经是从北次二经脱落下来的

郭璞整理的《山海经》简称郭版《山海经》,目前流传的各种《山海经》版本绝大多数都源自郭版《山海经》。有必要指出的是,郭版《山海经》存在着若干重大错误和缺陷。笔者经过长期深入考证发现,郭璞版《山海经》中次一经是从北次二经脱落下来的,原版中次一经已经失传,其记述的地理方位大体在今日汉水上游及其支流丹水一带。上述考证成果已被应用到巨画《帝禹山河图》(五藏山经艺术地理复原图)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