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与中国古代都城的迁移

中国古代王朝、政权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自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都不构成都城迁移的内生动力。选择水源丰沛的“水地”是古代建都的基本要求。由于古代城市居民饮水主要靠凿井获取浅层地下水,而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垃圾、人畜尸体、圮毁建筑等日常污染物严重污染了地下水,给中国古代城市居民带来了持久性伤害,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古都及其他城邑基本如此。为此,先民靠开凿新井、城外挑运、城外引水等方式来缓解地下水污染所造成的饮水困难,而弃城迁移是中国古代城市无法解决饮水困难后的最终选择。古代都城在一地持续时间的长短,与该地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地下水水质状况密切相关。地下水污染是造成中国古代都城频繁迁移的内生动力,中国古代都城及城邑大多因地下水污染而完成其由盛转衰的生命周期。

探析我国古代开放式都城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以宋元两代都城为例

《考工记·匠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性都城规划理论,其思想内核与礼治和中央集权相统一,也因此在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章选取宋元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座开放式都城,分别分析其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并进行横向对比,旨在证实该规划模式及其思想内涵所具备的优越性,并进一步理解古代开放式都城建设中对于外部条件的处理及权衡。

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基于人文传统与空间特征的关联看古代都城的营建——以北宋东京城为例

文章从人文传统与空间特征的关联来探析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空间层级与秩序,旨在从保护、规划、研究等方面为当前城市规划设计提供新视角。研究表明,北宋东京城的城市空间由封闭转向开放,始终将都城建设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在满足社会各阶层活动需求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皇城、内城-政治”“外城-多元复合”“环望-生态”的空间层级秩序,实现人文、空间和自然的融合。研究启示,当代城市发展应探析和转译古代都城营建传统内涵的现代意义和表达。

山水思想下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经验探析——以楚国都城为例

生态时代的人居环境建设离不开对历史的梳理。通过历史考据、问题剖析、田野调查与图解分析的系统性方法,首先,从山水精神化、山水哲学化和山水文化化3个层面的独特视角,对传统文化中山水思想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其次,从实践层面讨论了山水思想下的都市营建实践策略与经验;最后,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的营建为例,从都城择址、布局与城防等层面讨论了传统山水思想的外化与实践观。期望能够从山水思想的研究中寻找到当代理想人居的文化资源和理论信息,为当代生态城市的推进提供有益启示。

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形制束与规范变迁——基于《考工记》后17个古代都城的实证

针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考工记》在后世实践中鲜有完全匹配其形制的案例?(2)为什么本出同源的明清都城与秦汉都城在空间形制上差异如此之大?从社会思潮的视角,提出自然形制、人文形制、功能形制以形制束的方式平行作用于都城,且其规范经多次历史变迁的总论点。剖析了各形制内容,阐述了规范变迁的社会动因与演变过程。实证以西周至清代17个都城城址为依据,通过对历代城址图的连续性切片解构,构建出以“形制-规范”为横轴、历代都城时序为纵轴的形制束解析框架和规范变迁表,并辅以“史料-图解-数据”的文-图-数实证支撑体系,验证上述论点。为古代都城规划摆脱孤立个案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都城化的先声?——东魏北齐的墓葬分布与社会变迁

墓葬是墓主生前权力的延续和反映。南北朝自然也不例外。东魏北齐虽然是“邺城-晋阳”二元政治格局,但时人墓葬分布以邺城为主,晋阳为数甚少。绝大多数胡汉权贵葬于邺城,少数与高齐政权具有姻亲关系的勋贵家族则葬于晋阳。邺城墓域以漳河为界,漳北墓域以元魏宗陵和高齐宗陵为主,其中混杂着部分勋贵的墓葬;目前已发现的漳南墓域以固岸墓域为主,各色人等埋葬于斯。墓葬位置与邺城的远近,与埋葬时间的先后并无必然关系。碑志资料呈现的文本墓域,与考古发掘的现实墓域未必重合,甚至冲突。北朝墓葬排列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昭穆原则,异辈之间通常前后排列,也有一字排开或斜向分布的情况。除此之外,仍有部分汉人高门———以河北大族为主———选择归葬乡里,延续魏晋特别是北魏以降还葬乡里的旧传统。大族归葬本籍,并非全然归葬次级郡望,不同房支的墓葬分布具有分散化的倾向。一流高门几乎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整体而言,魏齐墓葬呈现出强烈的都城化倾向,由此拉开隋唐时期高门大族中央化与城市化的历史大幕。

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与都城认同

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元大都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对于元代南方文人而言,要接受大都作为都城,需要克服南北隔绝三百多年的文化隔膜与宋代强化的华夷之辨,其难度可想而知。随着元王朝对待南方的政策调整以及大都的不断营建,元代南方文人北游者日增,对大都的认识也日益真切、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心态的变化与调整,出现了大都书写的热潮。南方文人通过序列化嵌入、神圣化修辞、繁华化呈现等叙述策略,从山川疆域之广大、都城建制之宏伟、文治武功之隆盛等层面,持续建构了“天下大都”的都城观念,进而也完成了对元政权的都城认同与政治认同。元代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建立,在北京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和定型意义,为明清时期及以后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大家说: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举行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政府提交的申遗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59项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由此成为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世界遗产。

上古本《宋会要辑稿》都城建筑点校献疑

通过进一步研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卷册,并辅以其他文献所记,对《辑稿》北宋西京洛阳、东京开封部分建筑的标点断句予以订正,对正文中建筑的名称、方位、使用时间等方面存在的史实讹误,尝试予以相应纠正。

赵都城迁移与战略调整

前500年赵简子营建晋阳城始,中经前403年赵烈侯被正式立为诸侯,至前222年赵王迁投降秦止,赵先以晋阳为都,或短期迁移至耿,又迁至中牟,再迁至邯郸,最后都于代。赵都城的迁移与战略调整以及内部矛盾诸因素息息相关,赵氏引领赵地民众从图存到立国,从争雄到鼎盛,从力竭到寂灭,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考察赵都城迁移的规律,须结合疆土条件,评估历史得失,权衡地理利病。如果将安全形势、道路状况、交通工具考虑在内,晋阳地理特征应排除在《孙子·九地》所举“九地”之外,其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回旋空间不足以支撑赵争雄天下的宏谟远猷。中牟居于赵最南端的位置,延伸在漳水之南,楔入魏境的突出部,让魏如鲠在喉,易于引起激烈的地缘矛盾,具备由“交地”“衢地”向“围地”转化的军事地理属性。比较而言,邯郸“拥据河山,控带雄胜”,“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虽为“四战之地”,但农业基础好,人口较众,交通便利,扩张潜力大,又得到赵人的长期经营,作为都城延续时间长达158年,见证赵地文化繁盛的全过程。

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

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古都研究中必须的手段。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西周的都城体系中有三个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作为周的"圣都",岐周是国家重要的祭祀中心,它不仅是周族发迹的地方,而且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这些远非"俗都"宗周可比。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都城地位也在变化,岐周在西周中晚期逐渐丧失了圣都的政治地位。西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各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历代都城之变迁

通过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都城的地理分布,分析论证了中国历代都城变迁的主要特征,并得出国都的选址只有相对较好的区位,没有绝对理想的区位等5点重要启示。

都城的繁荣依赖政府的货币开支──论汉代都城赋的货币思想

汉代都城赋通过对都城的大量铺陈,从多方面表明了作者关于用货币造就都城繁荣的观点,即货币创造了熙熙攘攘的商品市场;创造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创造了金碧辉煌的宫宅建筑艺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创造了人们生存需要和精神享受兼具的饮食文化。汉代都城赋用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城市的繁荣""完全依赖"于货币的"开支"的论断。

百济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公元3世纪中后叶百济国家诞生后便出现了城墙聚落,从此开辟百济最初的都城。百济最早的都邑汉城或慰礼城(即今首尔),称为汉城期。475年,汉城为高句丽所陷落,迁都于熊津(即今忠清南道公州),称为熊津期。此后,538年再次迁都于泗沘(即今忠清南道扶馀),称为泗沘期。汉城期都城由风纳土城和梦村土城组成,两城相距不到1公里,其中北侧的风纳土城规模更大,是较早的都城,南侧的梦村土城被推定王城。熊津都城被认为具有应急避难性质,所以修筑了主要作为防御的公山城,但在都城功能上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城市空间不够等。为了解决此类问题,百济有计划营造了新都城,即泗沘都城。泗沘都城将扶苏山城和罗城即外郭融为一体,以此提高都城防御能力,又以外郭区分京域范围,以网格形系统规划城市空间,这些特点是韩半岛古代都城中前所未见的新因素。

秦都城体系管见

秦族、秦史、秦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秦都城作为该系统工程的重要研究对象,其研究应基于系统科学观视角,孤立地看待都城对象,既无法认知其生成的路由,也无法全面阐发其历史价值。该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城市体系理论视角,从整体把握秦都城体系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过程,明晰其层次结构及相互关系,获得对秦都城体系的新认知。

古代黄河中游的环境变化和灾害——对都城迁移发展的影响

都城的选址、建设和迁移发展必须以环境资源为基础。我国古代的国家都城在黄河中游反复迁移,以至最后东迁南迁。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变迁和灾害一直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通过统计分析历史时期洪涝和干旱灾害,以及气候水文变化资料,结合古都所在地的环境资源条件分析讨论,揭示了黄河中游环境变化和灾害对都城迁移发展的影响。都城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反复迁移,以及后来的东移开封,和南移到长江下游平原,环境的变迁是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人居环境视角的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初步研究

依托人居环境科学,选取中国古代都城为案例,对其空间形态结构、空间组合模式以及人居环境视角的空间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形态结构,由分散式的"团块结构"逐步向集中式"嵌套结构"演化,由不规则向规则而后向不规则演变;空间组合模式,节点要素的数量不断丰富,路径系统由单一向多层级演化且成为城市形态的发展轴线,空间区域由简单的区域分块向综合性的空间组合模式演变;人居视角的城市空间模式,秦汉人居建设中运用轴线法则,魏晋南北朝"规划图"的出现标志着都城人居环境建设新水平,隋唐人居营建范式成为经典,"里坊"成为居住功能区,宋元街巷代替里坊,夜市使得中国开始了全日制的人居生活,明清"合院"单元、胡同体系、街道系统、"轴线"城市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完善的人居环境营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