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释明权之问题与路径刍议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的改革和发展,当事人主义成为当今主要的诉讼模式。法官的释明权对于弥补纯粹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不足、提高司法效率、防止突袭裁判、促进司法公正有着重要作用。但我国民事诉讼释明权存在法律规定、适用阶段、行使主体、行使范围不明确及缺乏不当释明救济措施等问题。在通过比较法视角分析借鉴德日、英美等国家释明权制度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的释明权制度,应明确释明权行使要坚持中立、公开、适度等原则,明确立案、审前准备、开庭审理、再审等阶段释明权的运用,明确发问和告知两种释明权的行使方式,明确释明权的范围,探索不当释明救济机制。

释明权制度初探

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普遍规定了法官的释明权。释明在权能层次上说是法官的一项职权行为,但在制度层面上讲,它又是一项有理论依据、有运作形态、有救济手段的完整的制度。借鉴国外关于释明权的规定,同时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的现状,一方面法院职权过大,诉讼职权主义色彩过浓;另一方面,公民文化素质不高,诉讼意识薄弱。笔者认为,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在弱化法院职权的同时,应该建立和强化法官的释明制度,这种释明不仅包括消极释明,还包括积极释明,通过扩大释明权行使方式使制度设计上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中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释明权:幽灵还是精灵

掀起释明权制度理论的盖头,我们会发现,释明权本质上是法院对诉讼程序的管理控制权,其法理基础在于它是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交流的理性工具。通过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和限制,释明权纠正了完全放任当事人主导诉讼过程所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诉讼投机等缺陷,确保当事人平等且富有实效地接近司法公正,从而使其成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本文希望通过对释明权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实际运行的考察,为建构完善的释明权制度提供理念参考,从而周全和妥当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

对抗与和谐——谈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对修正辩论主义的形骸化、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进而实现公平地解决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官的释明包括消极的释明和积极的释明,释明内容主要为请求内容的释明、请求原因的释明、证明促使以及法律观点的指明等。目前,在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程度和范围等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问题主要靠判例来解决。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尚未引入释明权制度,因此,对该制度的探讨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和谐司法机制的建构——以释明权为中心的展开

民事诉讼分为审理内容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传统观点采"汝说事实,我给法律"的法谚,主张裁判基础事实的构筑采当事人提出主义,事实和证据的法评价专属法院职权。无法认定事实与证据时采当事人自我责任原则。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反对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上设定泾渭分明的界限,主张法官通过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释明,积极参与案件事实的解明,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对话和讨论的义务。当前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构建和谐司法机制,以实现司法活动公正高效权威的运作,合理地分担法官与当事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事实问题上法官的积极参与作用受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支配。在法律问题上当事人的参与性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参与权,有义务与当事人一起完成法律适用的任务。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官释明权及其完善

法官的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法中没有释明权的概念,但其“管理型司法”与其类似。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我国的释明权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本文论证了释明权制度的基础是约束性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并针对我国现有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民事诉讼中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德国民事诉讼法最早确立了释明权制度,这种制度被视为职权主义的固有内容。通过分析释明权制度与两种诉讼模式的关系,可以看出,释明权虽然脱胎于职权主义,如将其融合于当事人主义,将能够克服当事人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故该项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并能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运用——以民事诉讼法官释明权为借鉴

我国刑事审判结构的内在矛盾与大陆法系民事审判有很强的同质性,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研究对刑事诉讼很有借鉴意义。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是柔性的实体性诉讼指挥权,具有对被告人进行诉讼关照之属性。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外延应涉及如下问题:第一,对提供证据的释明。释明权仅限于证据证明力问题,而不能及于证据证明能力问题;释明权仅限于具体证据证明力问题,而不应及于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预判。第二,罪名变更的释明。第三,作为诉讼协助或扶助义务的释明。

民事诉讼模式下的释明权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需要修订,有必要建立释明权制度。为实现平等保护当事人公正诉讼的权利,实现实质正义,应强调适当行使释明权是法官的义务。在案件审理和执行过程中,法官都有行使释明权的义务。对释明权行使的阶段、范围和方式等宜做细化的规定,以防止法官恣意介入诉讼,同时利于法官适当行使释明权,减少法官的隐性负担。

试论法官的“释明权”及其行使

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国外被广泛适用 ,它的行使是对辩论主义的修正与补充 ,同时提高了诉讼效益 ,并体现了两大诉讼模式相融合的趋势。在我国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可行并且必要的。但其行使应受到适当限制 。

民事诉讼模式与法官的释明权

法官的释明权虽然是法官职权行使的具体表现 ,但它却不是职权主义的表现。这是因为 ,作为厘定当事人和法院权利行使界限的释明权 ,在职权主义中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也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交错 ,而是当事人主义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于正全面转向当事人主义的我国来说 ,就要转变对当事人主义的片面看法 ,建立完善释明权制度。

释明权比较研究与立法建议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当、有序开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对于释明权的立法较为零散和简陋,实践中释明过度和消极不释明的现象时有发生。从我国的改革实际、司法环境以及法院职能等角度出发,结合释明制度自身的价值特点,释明权的行使应当以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公开、适度为主要原则。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应严格限制积极释明,积极释明把握不当,极易损害司法公正,在目前公众对司法存在信心缺乏等不信任情绪,以及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对积极释明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

对我国释明权相关民事规则的评析

通过弥补辩论主义下当事人形式平等的弊端,促进真实的发现和实质正义的实现,释明权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对我国民事诉讼规则层面有关释明权的相关规定评析后发现:我国目前在释明权制度构建上存在着释明权规范的表现位阶低,对法官释明权的行使缺乏原则性的规范,现有释明权规定的条文不完善、不明确、可操作性差等一系列问题。要配合当下民事审判改革的方向,充分发挥释明权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现有这些规定就有待进一步的精致化和具体化。

论法官的释明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这是我国立法中第一次明确、清晰地提出法官具有释明权。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总体来说相关理论研究和指导非常贫乏。释明权作为保障实体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都有明确的规定,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对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本文借鉴国外成功之经验弥补我国立法之不足,对我国释明权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运行中的释明权及其完善

释明权为法院与当事人架起了一座共同讨论交流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桥梁,法官适度、及时地行使释明权,不仅能修正极端当事人辩论主义诉讼模式的瑕疵,而且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所以,将释明权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甚为必要。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法官释明权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仅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个别类似规定,且这些粗线条的规定对释明权的主体、范围、行使时间等均未加以明确。建立我国完善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应当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行使时间、行使方式、后果救济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权力行使有法可依。

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法官释明权制度源于大陆法系,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释明权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辩论主义为基础,但是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分强调法官的消极性,对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诉讼公正,有效率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阻碍作用。法官释明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为弥补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不足,保障实质正义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释明权制度具有特殊意义。文章通过对释明权制度功能、价值的分析,论述了我国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明确规定释明权的内容,完善释明权行使的方式,确立释明权救济机制的建议。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诉讼法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官释明权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更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要"补丁",其价值在现今两大法系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彰显。在倾向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诉讼领域,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官释明权已经存在,法律规范也在其解释功能的缝隙中透露着释明权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理论上厘定和梳理行政诉讼法的法官释明权体现出一定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