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重点生态功能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以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性保障。本文通过深入研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乡村发展背景,总结剖析了小金县发展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明显,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异质性,三是拥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但同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生态经济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等障碍因素,小金县作为高山峡谷民族地区,在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明确小金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发展理论,提出了小金县产业发展建议:一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三是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农村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评估模型,探究生态转移支付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驱动机制,为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以200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评估该生态补偿政策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1)生态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提升了0.021,并显示出持续性影响。(2)通过促进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污染治理、生态农业发展和生态旅游业开发,生态转移支付产生了环境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提升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3)在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果显著,而在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型生态功能区实现效果不甚明显。此外,生态转移支付在财政能力较强、环境质量较低的生态功能区产生了更显著的效果。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特征的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完善转移支付核算标准,以体现长效激励原则。

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本文立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背景,系统梳理了陕西省6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基础、功能特征、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以50个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探索实践“两山”理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解决方法。为陕西省根据关中、陕北、陕南差异化比较优势,把握秦岭创建国家公园战略机遇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趋势,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以县域为基础的区域现代生态经济体系,带动乡村振兴,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形成富有陕西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政策启示参考。

乌兰察布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及其降水响应

生态评价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与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20-2022年数据,从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4个一级指标,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对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质量变化趋势及对降水的响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乌兰察布市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质量整体良好,充分发挥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防风固沙作用;②以2020年为基准年,2021年和2022年4个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不同程度变差,急需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③生态质量与5-9月份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均显著相关(P<0.05),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主要影响的是生态功能,呈显著相关(P<0.05),而与生态格局、生物多样性、生态胁迫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降水量减少是导致生态质量整体降低的重要原因。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显现出其战略性的生态政策地位。旨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该政策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深入探讨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对于推进该政策的持续性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PSM-DI D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探究,旨在系统剖析该政策对农村农民收入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对土壤风蚀的影响

[目的]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重要屏障。揭示该区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及对土壤风蚀的影响,为促进该区生态环境安全与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土地利用、气象和基础地理信息等数据,采用修正的土壤风蚀方程模型,揭示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类型与土壤风蚀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剖析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及其对土壤风蚀的影响。[结果](1)2000—2022年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生态系统间转换强烈,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总面积6019.59 km^(2),以草地与荒漠以及耕地与林草的相互转化为主,2015年之后生态系统趋向稳定,各类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强度降低;(2)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平均土壤风蚀模数为56.39 t/hm^(2),按土壤风蚀量由大到小为荒漠、草地、农田和森林生态系统,土壤风蚀程度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和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区等区域;(3)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类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转换造成土壤风蚀量净减少了1.08×10^(8)t,生态退耕、耕地开垦、草地质量提升、荒漠化防治和建设用地扩展造成土壤风蚀模数分别减少了0.11,0.23,0.66,0.84,0.68 t/hm^(2)。[结论]应加强巩固内蒙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治理成效,避免复垦与新开荒事件发生,促进内蒙古地区荒漠化综合防治及高质量发展。

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已超10年,适时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综合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InVEST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评价2010—2020年428个国家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1)总体而言,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86.45%,六大生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2)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或草地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生态系统压力增大。(3)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为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立足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情况,分析其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府管理考核机制、保护修复生态空间、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及探索生态产品实现路径等四方面建议,为完善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模式,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统一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公共服务质量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县域公共服务质量关乎区域民生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权重法测度了2015—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520个县级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并探寻其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5—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水土保持类型功能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显著低于其他三种类型的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防风固沙类型功能区的公共服务差距最小且下降幅度最快。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在空间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情形,H-H集聚区域在西北、中部以及东南地区均有分布,而L-L区域大面积分布在西南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在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县域能更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西北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能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质量,在东中部区域内却起到抑制作用,金融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对南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具有促进作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面临着老人增收难、养老难、参与难和儿童上幼儿园、上小学难等现实困境,成为影响其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应取消或提高村干部的年龄上限,消除老人作用发挥的制度歧视和数字鸿沟,建立健全以老人为主体、低成本高质量服务老人的积极老龄化的乡村治理机制;统筹生态搬迁、新型城镇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优化幼儿园和小学的布局,探索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乡村振兴道路;确立民生与生态相互促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两山”理论背景下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路径探索——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

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短板及限制,逐渐成为发展滞后地区,亟待突破困境,而“两山”理论的提出,使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从提高生态空间整体质量、培育绿色生态经济新动能、创新生态文旅协作新模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四个方面探索了“两山”理论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同类地区突破困境提供借鉴。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西藏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作为衡量运用西藏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维度,运用PSM-DID模型对2007—2019年西藏74个县域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在2007—2015年的第一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并没有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影响。(2)2016—2019年第二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影响。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促进了西藏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随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及产业结构升级,努力达到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的“三大目标”。

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如何在实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选取2000-2022年89份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文本作为样本,采用“政策演进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群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文本编码与频数统计,以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深入剖析了政策的变迁特征及现存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就业促进政策多散布于扶贫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移民政策中,尚缺乏针对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特殊困境系统的精准施策。同时,已有的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聚焦于就业能力提升和就业环境改善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相对不足。在“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强化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挑战的精准施策,并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放在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以促进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生态空间视角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例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空间着手,将生态系统分为五类,对2016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进行核算。核算结果表明,2016年、2020年全县GEP分别为258.57亿元、318.16亿元。研究发现,从五类生态系统价值量看,森林生态系统对GEP影响最大;从三类服务功能价值量看,物质产品中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影响较大,调节服务中森林生态系统影响较大,文化服务中农田、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区域内不同生态系统均衡或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间差异化发展战略和其他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开展GEP核算提供借鉴参考。

赤水河流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功能状况及变化研究——以赤水市为例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赤水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融合卫星遥感、生态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指标,对2015—2020年赤水市的全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状况及变化度进行评价和分析,诊断明确了赤水市生态保护面临的城镇扩张挤占其他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程度缓慢、局部生态系统功能有降低趋势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赤水市生态建设思路以及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城镇建设生态保护力度、开展植被保护恢复与生态廊道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和优势产业相协调、加强流域生态保护地保护和体系建设。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该研究有利于生态政策可持续性实施的经验积累和制度完善,可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均衡协同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