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体系化判断

在认罪认罚案件审理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定“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较为谨慎,但也存在未区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和“不当”、缺乏明确统一判断标准等问题.«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前段与后段不是原则/例外关系,第1款与第2款才是原则/例外关系;人民法院只有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情形下方能不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包括质的明显不当和量的明显不当.质的明显不当主要指量刑建议在免除刑罚、刑种选择、刑罚执行方式、附加刑适用等方面的不当.量的明显不当是指建议刑量与“理想宣告刑”差距过大,可以通过刑量差、刑量偏离度来表征.宜建立由前提判断、形式判断、实质判断、政策判断构成的判断体系.为提高精确性,可通过统计学方法来辅助判断量的明显不当和部分质的明显不当.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间谍罪量刑规范化研究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三步式”量刑步骤对间谍罪进行规范化量刑,能够统一标准与尺度,避免经验主义,助力实现国家安全法治。量刑第一步确定间谍罪的量刑起点时,应把握好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情节一般”“情节较轻”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量刑第二步确定间谍罪的基准刑时,应准确识别犯罪次数、犯罪结果等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合理确定基准刑。量刑第三步确定间谍罪的宣告刑时,应选择适当的量刑情节调节比例,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的特殊量刑情节,综合确定宣告刑。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大数据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刘超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人。曾任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贸易救济调查局三等商务秘书、副处长、一等商务秘书,负责国外对华贸易摩擦应对和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工作。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常驻,任贸易壁垒组组长。曾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在中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若干篇。

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

司法正义是一个兼具普遍正义和差序正义的复合体。司法正义的普遍性源自法治统一原则的内在规定性,而司法正义的差序性则属于区域发展差序结构之产物。以刑事司法为例,基于量刑地区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可以客观地呈现司法正义的区差规律:法定因素是导致量刑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罪行严重程度越高的地区,其量刑结果越重;非法定因素即法官的自由裁量对量刑地区差异的影响是有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影响法官的个案认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法官对相同犯罪数额危害程度的认定越宽松。为此,有必要建立裁判辅助系统,根据地区经济指标对犯罪数额进行折算,引入量刑地区差异的监测模型,并且强化裁判文书的撰写规范,以确保将正义区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公正性、伦理价值及限度

智慧司法建设促使人工智能量刑系统逐步介入审判活动,对实现“同案同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在司法领域应用时存在适用性不良的问题,从而降低其应用价值。因此,确定人工智能量刑系统介入审判活动的限度可以提高司法实践价值。为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层面的配套措施为其划定应用边界:在理念层面拓展应用外部边界;在制度层面合理限缩应用边界;在技术层面挖潜应用内部边界。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不是以促进司法公正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司法效率为主要目标。

定罪量刑视域下“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

“社会危害性”在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从定罪看,它是重要的标准,发挥着“出罪”功能;从量刑看,它是根本的标准,决定着刑罚的轻重。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却存在“失常”现象。在定罪方面,“社会危害性”的应有作用未能正常发挥,由“入罪”向“出罪”的功能转换未充分实现;在量刑方面,“社会危害性”作为根本标准的作用也未充分发挥,诸多犯罪行为的量刑结果与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相称,未呈正相关关系。要发挥“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作用和功能,一是要为“社会危害性”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二是要提高法官认识和判断“社会危害性”的水平和能力。

智慧量刑的主体冲突、技术供给与方法回应

对智能量刑系统司法地位的理论回应止步于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概念——“辅助量刑”,其仅能在宏观层面达成暂时的妥协,无法在微观层面将智能系统限制在辅助的轨道,进而引发智能系统与人类法官隐性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为智能系统“以最终宣告刑为输出目标”和“以刑之裁量为功能目标”。主体冲突的化解要务实地以当前的技术供给现状为时代背景,如正视并利用智能系统的“机械性”、认识到“量刑预测”与“量刑决策”之间巨大的方法论差异等。为化解此主体冲突,必须进一步回答智能系统“辅助量刑”的具象辅助模式(辅助程度与辅助方法),即针对量刑的核心阶段(处断刑—宣告刑)以量刑方法(量化、裁量)为标准进行再阶段化,并使用智能系统赋能量化阶段,人类法官坚守裁量阶段,“量化可以量化的,裁量必须裁量的”。

论“可以量刑情节”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对具有“可以量刑情节”的犯罪分子能否从宽处罚,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犯罪竞合”“逆向量刑情节”“盈余的社会危害性”。当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且案件中所存在的“同向量刑情节”能够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对犯罪分子予以减轻处罚。对犯罪分子能否“免除处罚”,最为关键的是判断案件本身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影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比例大小的因素应包括量刑情节本身和“犯罪的性质”。据此,对若干典型“可以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应当重新解读。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精细化量刑辩护指南——办案高手随身的267个锦囊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实用的量刑工具书,搭建了一个完整的量刑辩护体系。全书分为15个专题,分别为新《量刑指导意见》的修改亮点及启示;量刑辩护中的基础问题;自首情节的量刑辩护要点;立功情节的量刑辩护要点;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量刑辩护;共同犯罪中量刑情节辩护;退赃退赔情节中的量刑辩护;特殊主体犯罪的量刑辩护;认罪认罚、羁押表现的量刑辩护;数罪并罚的量刑辩护;缓刑的量刑辩护;财产刑的量刑辩护;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辩护;量刑的步骤和方法;量刑辩护的重点工作。本书“匠心”将量刑辩护细细梳理了267个问与答,每个问题提供相应的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学理解释和实操建议,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通过实践案例提供解题的思路和技巧。本书检索方便、精装小品,方便读者携带、查阅,是刑辩律师必备的工具书。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运行实证研究——以S市基层法院16338件案例为样本

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关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控辩审三方关系的良性发展。对近六年来S市基层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16338件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总结量刑建议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与现实问题。坚持从摒弃错误观念、完善相关立法和强化说理释明,促进控辩双方充分协商、切实保障被追诉人权利,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平、制定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健全量刑建议调整方式、完善量刑建议救济机制四个方面优化并完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平稳运行。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调整问题研究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配套程序之一,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既有调整可能,亦有调整必要。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工作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标能否实现。分析研究既有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案件,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工作存在调整原因不明、控辩协商不足、文书效力不够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有关立法,重新审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内涵,建立完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量刑建议调整工作履职规范,促进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规范有序发展。

困局与破局: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的模式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诉讼模式。其中,量刑协商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息争端、繁简分流目标的关键基础。由于我国的量刑协商机制处于中间状态,存在着启动动力不充足、过程参与不充分、结果确认不协调的问题,有造成认罪认罚不充分和诉讼构造失衡的风险。对此,应当在程序修正、角色定位、机制保障三个方面,积极探索量刑协商模式转型的进路,推动量刑协商问题的解决和相关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限制加重原则量刑规范化的路径构建

为实现量刑规范化目的,限制加重原则的裁量过程需要明确具体的规范指引。司法数据表明,沿革并改良限制加重原则既有的地方规范模式难以实现量刑规范化的应然目的,需要按照量刑规范化的一般逻辑,通过厘清情节范畴和明确情节适用的方式展开限制加重的量刑规范化制度构建。就量刑情节范畴而言,刑期考量说与独立考量说均应当作为限制加重原则的量刑情节范畴,刑期考量说的情节设计可以从“递减模式”出发;独立考量说的情节设计则应围绕行为人的犯罪频率、主观态度及所犯数罪间的法益差异展开。就量刑情节适用而言,应参照《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流程,以“基准刑-宣告刑”作为基本的情节适用逻辑,将既有情节在明确效用的基础上予以分门别类,从而建构符合量刑规范化要求的具体裁量模式。

量刑建议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规范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逐渐显现,倒逼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调整。量刑建议制度因其在司法实践及法律理论中的重要性而受到广泛关注,其发展因此变得尤为关键。本文旨在探讨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分析量刑建议权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特别是检察机关在规范行使量刑建议权方面的挑战与对策。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的程序正义反思与重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重大场景创新。在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不仅与实体结果相关联,同时还与量刑程序深度融合,彰显出两种基本程序面向:在程序功能构造方面,其以规范量刑裁量权为程序功能取向,以量刑算法决策为程序功能实现路径;在程序运行逻辑方面,则表现为“人机协同”型程序驱动模式以及“人主机辅”型程序责任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有关量刑程序正义的三重结构性风险:即,理论层面的“传统正义理论解释力有限”、制度层面的“量刑算法决策正当程序机制阙如”、司法适用层面的“量刑裁判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及量刑程序规范化的实现,应当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方案。该方案具体包括:引入“以人为本”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正义理论,强化理论供给;立足新型算法权利,建构诉讼化的量刑算法决策程序,填补制度空白;将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限定在轻罪案件场域、设置智能量刑辅助意见异议听证程序,严格司法适用。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参照执行”量刑模式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量刑以司法解释形式定位于参照适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量刑适用问题。但是因司法解释的模糊性、实际案例的复杂性、法益理解的差异性等因素,参照适用模式产生了参照同等执行、参照减轻执行、参照加重执行等司法困境,导致量刑幅度失衡、刑罚后果趋同等适用困境。鉴于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量刑模式应当予以修正完善,基于独立的法益观,构建量刑评价体系,以实现刑法体系的平衡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