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完善——对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受贿罪的解读及适用

受贿罪现行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立法模式不够科学,定罪量刑标准不够全面,数额标准不够合理,量刑档次设置不够完善。针对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确立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双重处罚标准,二是设置了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三是理顺了法定量刑档次的结构顺序。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细化及完善,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合理确定受贿数额的具体标准,包括:维持现行刑法确定的受贿罪定罪起刑点数额标准;建立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相对数额标准;调整受贿罪法定刑的数额标准设置。二是准确认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情节标准,包括:选择受贿罪定罪量刑情节标准的模式;确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基本情节标准;综合"数额比例与基本情节"认定犯罪情节。此外,建议将来立法再修改时单独设置受贿罪的处罚规定。

贪污受贿罪法定刑量刑标准述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

我国于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量刑标准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之前的"具体数额+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转而向以"概括式数额+情节为中心"为定罪处罚标准的新二元量刑体系发展,无疑成为这次改革的亮点,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举。通过国内外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的考究,为新法的适用开辟理论道路。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但却刻意回避了为受贿罪设置独立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议题,并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司法适用难题。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应以贪污、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适当兼顾经济发展变化和反腐政策需求,并以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为参考而做出。基于此,应当分别构建"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在维持现有入罪数额标准不变之基础上,以一定经济指数为参照,合理、科学确立适当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量刑动态数额标准。

对盗窃罪量刑时应掌握的量刑标准

对盗窃罪量刑时应掌握的量刑标准刘道朋盗窃犯罪在我国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可达７０─８０％左右。盗窃犯罪活动不仅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经济生活，而且严重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工作和学习；不仅使国家的财产直接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危害了我...

论“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存废——兼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修正

"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量刑标准研究

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中,为促进市场主体发展,取消了大部分公司的注册资本限制,在降低公司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无形中也降低了单位犯罪的成本。特别是在部分罪名中,单位犯罪的起刑点高于自然人,使得单位主体身份成了逃避刑事处罚的＂挡箭牌＂。例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同时,由于设置的处罚标准不同,在单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场合中,

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数额"和"非数额情节"并重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但是,新司法解释对这一定罪量刑标准中的"非数额情节"标准存在认识偏差。新司法解释实质上仅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它并没有规定单独的、详细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从而导致"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不具有明确性,从而不便于司法操作,不利于司法统一,为此,应建构一个科学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体系。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发展,有必要建立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之定期调整机制。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要对我国现行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量刑标准浅析——基于法[2018]226号文件

据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统计,在2014-2018年这5年中,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频率高居所有被统计的42个指标性罪名的第二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已经成为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经常触犯的一个罪名,然而本罪目前参照执行的定罪量刑标准的正式文件为法发〔1996〕30号文件,该文件颁布距今已经20多年。期间,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如果继续沿用1996年制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会产生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明显偏重的问题,这既不符合刑法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2018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018〕226号文件,重新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量刑参照标准进行了调整。本文借法〔2018〕226号文件出台之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梳理,对其出台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见解。

中华法系量刑标准分类问题初步探讨

对于中华法系的问题,多年来法史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中华法系量刑标准的问题探讨较少。通过廓清中华法系量刑标准的类型,从其诸多量刑标准中分析利弊得失,进而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能为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

关于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之情节研究——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考察中心

《贪贿解释》对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中的情节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问题。把行为人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作为定罪以及加重处罚的决定因素,为反腐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规定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还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对此,应当建立关于贪污罪的刑事再犯制度。

亟待构建走私犯罪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量刑标准

近期媒体关注的李晓航走私普通货物案引发社会公众热议,争议的焦点是对李晓航多次携带境外免税商品入境不申报且之后在网上销售这些免税商品的行为,应如何评价,如果认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又应如何合理量刑。该案成为新闻热点,

量刑应实行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以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修改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量刑的一元绝对标准、多元可选择标准和多元并合标准均存在问题。坚持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的双轨制量刑模式,能充分体现量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与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与量刑公正。运用双轨制量刑时应做到:正确认识情节标准在量刑中的地位;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准确理解不同情节的适用范畴;合理把握不同数额与情节对量刑的加功作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是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关于我国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几点讨论

讨论了我国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在实践中出现的几点争议,包括:野生动物与制品界定不清,数量认定标准与价值认定标准差异过大,以及CITES附录物种保护级别的适用和价值标准的核定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有关的司法解释与主管部门关于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核定相互间不衔接造成的。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明确界定野生动物本身和制品的范畴和价值标准,依据野生动物个体价值标准调整数量认定标准,明确不同保护级别认定的标准和制定公约附录物种的价值界定标准规范等。

贪污贿赂犯罪二元定罪量刑标准的情节适用问题——基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盗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研究

盗窃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以其多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司法实践与相对滞后的盗窃犯罪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受最高法院的委托。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对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立了"数额+情节"的复合量刑标准。然而参照该类犯罪量刑标准的历史沿革,评析各种关于先前法定数额标准的批判,并在深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反思当前"数额+情节"的量刑标准,仍会发现其具有具体规定难以细化、容易走法定数额标准的老路以及不同档次的数额和情节并存时的量刑问题没有解决等局限。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的完善,司法理念上,应该坚守刑法底线、坚持罪刑法定;发展方向上,应以情节为中心重构量刑标准;操作上,应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

“双层社会”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标准新构——基于30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306件侵犯著作权罪刑事判决书的分析可以得出:在"传统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的"双层社会"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标准选择较为混乱且普遍存在量刑失衡。从表面看,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是不断增加的司法解释对定罪量刑标准的增加以及各标准之间的难以转化。其问题的实质根源在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在侵犯著作权罪法益保护上的错乱。侵犯著作权罪有必要转变为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为主。相应地,刑法有必要确立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标准"类型固定+数额浮动"的模式,具体而言是指立法上固定以著作权人所遭受的损失程度为定罪量刑标准,定罪量刑参照的具体数额标准则由司法部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经实证统计分析后再作科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