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增封”曹操疑冢说辩证

南宋时期,士人推崇“蜀汉正统论”,对曹操的贬斥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者途经相州,撰写的《语录》及诗文,记载曹操有七十二“疑冢”,而且金朝“增封”这些疑冢。提及“疑冢”说的南宋使臣有楼钥、范成大、周煇、京镗、许及之。金朝“增封”说仅见于范成大《七十二冢》诗小注,后出文献均系转抄、因袭此诗。金朝“增封”曹操疑冢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宋人根据自身“蜀汉正统论”对金朝相州地方祭祀曹操的某些措施做出的过度解读。从朝廷礼制、历史借鉴、祠庙修建等方面来看,金朝对于魏晋南北朝正统讨论的广度、深度及感情投入,均远不及南宋人。金朝“增封”曹操疑冢及维修曹操祠庙等,应视为相州(彰德府)地方官府及士人对本地独有历史文化资源及人物的推崇。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金朝德运考实

金朝在建国之初尚未形成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也未曾议及德运问题。金太宗年间,随着灭辽战争的顺利进行,金人正统观念渐次萌发。自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灭辽至金章宗朝,关于金朝德运有水德、金德两种说法。不过,水德、金德只能视为该时期金朝政治制度中的德运,并非金朝法定德运;这一时期,金朝官方并未确定德运。金朝德运之议始自金章宗朝,金章宗时期进行了数次关于本朝德运的讨论,议者主张的金德、土德、木德,本质上是利用五德终始说对金朝正统性所作的阐释,均可视作金朝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德运。金章宗最终于泰和二年(1202)诏令以土德作为金朝德运,土德由是成为金朝法定德运。金宣宗时期虽就本朝德运再次展开讨论,但并未更改金章宗时确立的土德。自金章宗朝确立土德为本朝德运以来,直至金朝灭亡,土德一直是金朝的法定德运,未曾变更。

“销器为钱”与“销钱为器”——试析金朝铜币的铸造与管理

金朝的货币流通情况较为复杂,总体上以钱、钞并行为主,但铜币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由于境内铜源稀少,从海陵王时开始,政府强制征缴铜器,“销器为钱”,铸造铜币,导致民间“销钱为器”的现象屡禁不绝。政府“销器为钱”与民间“销钱为器”,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金朝铜币的铸造和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朝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销器为钱”,不恤民力,导致货币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铜币退出了流通体系,造成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尖锐。

金朝铜币的生产及管理探析

金朝在建立政权初期的四十余年时间里,虽然未自铸铜币,但统治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钱币进行管理。海陵王迁都后,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原有货币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金朝开始自铸铜币,世宗、章宗时期继续铸造铜币。为了能有效管理铜币,金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相关管理机构,协调合作,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以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金朝对铜币的生产和管理也存在一定弊端,造成了对百姓的剥削。另外,金末政府疲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铸币的生产和管理,最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金宣宗被迫放弃自铸铜币,货币体系濒临崩溃,金朝对铜币的管理才最终宣告失败。

文化交融视域下金朝官员卒葬礼俗探赜

金朝是由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汉人等构成的多民族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样貌等方面呈现出多民族元素交融汇聚的特征。金朝立国之初,官员的卒葬习俗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但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以马为赙赠、剺面哭丧、烧饭等女真旧俗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辍朝致哀、天子临奠、赙赠之赐等中原丧葬之礼为统治者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金朝官员的卒葬礼俗日益丰富多元。

金朝中央行政机构在财政事务上的分工模式与权能关系

金熙宗朝以后,除户部(三司)外,与财政事务相关的中央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尚书省、工部、礼部、吏部、太府监、少府监、太常寺、宣徽院等。尚书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统筹国家财政大局,具有财政事务的审理、裁决和发起动议之权。尚书省之下,工部是重要的财物管理机构,礼部和吏部所掌部务也多与财政密切相关。太府监、少府监、太常寺和宣徽院,则处理与财政相关的具体事务。上述金朝中央行政机构依托层次分明的分工模式与权能关系,与户部(三司)一道,共同保证了国家的财政运作。

从天文官员选任看金朝的天文管控政策

金朝天文官的来源有吸纳前朝遗臣、官方培养、举荐、荫补和他官兼任5种方式,就具体规定来看其反映出金朝不限出身和量才而授的用人特点。在天文官员选任上金朝与唐宋两朝有明显不同,反映出金朝政府宽松的天文管控政策。有别于前朝实行天文禁令,金朝统治者选择开禁天文,以刺激天文星占之学的发展,这是特殊背景下金朝官方为稳固其统治作出的选择。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西夏和金朝水利体系与地方水利管理模式

夏金两朝在水利修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水利管理体系:中央政府通过各地转运司呈递的有关水利役夫的数据,在上一年度末统筹安排来年的全国大型水利工程,同时将春季水利兴修作为国家大事。各基层单位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通过任命或村民自选出基层水利工程队的负责人,这类负责人领导十几到二十几个数量不等的役夫进行施工;并形成两级及以上的基层领导体制。在役夫管理制度中,有着当界征派原则和人手不足的应急调配预案等征派体制,还有较为详细的工作制度。对水利民户的管理也是这一时期地方水利管理模式中重要的一环,主要体现在用水制度和植树两个环节。因此这种体系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套从国家—地方—基层环环相扣的水利制度。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史实为依据——评《金朝军制》

王曾瑜所著《金朝军制》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界对金朝军制研究的不足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 ,这部著作尚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缺乏头绪 ,使人有敷衍成篇的感觉 ;其次是尊重历史事实不够 ,妄加臆测的情况相当严重 ;复次是引用史料虽多 ,但在运用上有许多不够妥当之处 ;第四是书写欠规范 ,错别字和标点等方面的问题更是不少。为此 ,文章一一加以列举 ,并作出评论 。

刍议金朝政府在黄河灾后的救济措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富裕与繁荣;黄河也是一条害河,经常泛滥成灾,威胁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影响王朝的统治。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金王朝,在自然灾害面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和颁布各种政策救济灾民。这些救灾措施收到了较好的客观效果,缓解了人民的生存压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缓和了阶级矛盾,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

金朝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赵翼认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此说不确。金朝自熙宗至金末,宰相对军事的参与是一直存在的。金朝后期,枢密院独立性明显增强,但未脱离尚书省节制。天兴元年(1232),省院合一,枢密院取消,是金朝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关系的最终结局。

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外部对南宋隔绝而内部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加之女真统治者对汉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变化,都在强制或促进着中原汉人("南人")的胡化。这种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方面面,在心理上则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南人"的胡化,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为元朝四等人制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研究

金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其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建立了以培养女真族人才为目的的女真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其中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小学和女真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颇具特色,对后世的元朝和清朝民族教育有显著影响,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不乏借鉴意义。

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

都勃极烈的出现是金朝开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历史记载很含混,学术界的研究也是诸说并存。阿骨打与国相撒改关系密切,国相的特殊身份在阿骨打称都勃极烈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都勃极烈在女真人眼里就是"皇帝",阿骨打称都勃极烈被说成是称皇帝,引发了金朝开国史的系统篡改。

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金朝前期,北宋中叶以来的白银货币化持续推进。大定年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中,白银的社会身份从商品变成货币,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金廷赋予白银征纳赋税的法偿地位,认可银钱兑换关系,形成了官方法定的银钱兑换价。金朝中期交钞贬值,银两全面成为官方法定货币,独立行使货币职能,铜钱的货币职能则日益式微,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地位形成均势。大安、贞祐以后,银两逐步代替铜钱成为钞本,开始决定交钞价值,成为基准定价货币;铜钱则由停铸、限藏、限用到废而不用,全面逃离市场。金末的银钱钞关系中,钱退银进,货币白银化取得重大进展。银两逐步成为交钞之本,并借助交钞等分价值、投入流通。蒙元时期以银为本、禁银行钞的"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在金朝末年已初具雏形。

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 ,是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观 ,这一观念对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且随着金朝与汉族王朝交往的增多 ,其华夷观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大体而言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以及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金朝由耻为“夷狄”转向自认为“华”,贬斥南宋及其它政权为“夷狄”。最后 ,为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

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

北宋、辽朝灭亡后,西夏与金朝关系密切。夏金初期的交往是明争暗斗,在一系列事件中,矛盾激化。后基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夏金关系有所改善,使臣往来频繁。夏金关系友好的同时,还出现过三次破裂,导致两败俱伤,终被蒙古所灭。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