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为了获得长远发展还是成为管理层投机主义行为的工具?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实证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及动机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动机识别检验出投机套利动机是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金融化过程中的主要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低、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会受到抑制;在金融资产类型差异检验中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而与长期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显著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原理,对监督数字化转型、破除金融化难题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支撑,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数字化发展政策以及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变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引和建议。

一定会非此即彼吗? 社会责任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非线性影响

在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对于该问题,现有研究给出了“金融工具”和“治理工具”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在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转型期且企业履责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理论推演显示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可能是倒“U”型而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检验证实了该推论。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仍处于“金融工具”区间而非“治理工具”区间;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偏低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未能发挥“治理工具”的作用。动机检验和证伪检验显示,将不同水平社会责任判断为“金融工具”和“治理工具”具有合理性。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围绕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相关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实体企业仍在专注发展主业,并不存在普遍的过度金融化现象;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是出于资金储备动机,这对其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债务占比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对金融化的敏感程度更高。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实体金融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区分金融化程度

当前我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趋势没有逆转,理论界多将金融化视为同质性,忽略了实体企业非过度金融化与过度金融化之间的差异。采用2007—2020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经济后果视角,分析过度金融化的绩效效应、风险效应和创新效应,并探讨何种类型的实体企业更偏好过度金融化。研究结果发现,相比非过度金融化,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显著抑制主业发展和企业创新,过度金融化降低了短期破产风险却加大了未来的长期破产风险。相比内部控制质量好、处于成长期的实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实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过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的特征在不同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研究有助于厘清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危害,为政府出台分类监管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资:基于供应链视角

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对创新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链视角,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创新投资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基于供应链视角,考察商业信用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影响,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商业信用供给对上述作用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即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越高,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显著,相应地,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受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越显著。企业产权性质与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成立11~20年的企业而言,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构建支持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稳定的产业供应链联盟、有效利用商业信用助力企业创新等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文章采用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深入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数字化转型在两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经营绩效机制、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削弱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倒U”型特征;相对于中小企业,大规模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作用更强。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日益明显。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检验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呈“倒U”型非线性影响;成本机制、资本配置机制和创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路径;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不同所有权及不同规模的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存在异质性影响。据此,提出强化“主动+被动”双向监管、充分考虑企业资本配置结构、针对性给予政策支持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深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发展、加快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提供有益启示。

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务业绩呈负相关性,即过度金融化行为会严重降低实体经济财务业绩,产生“挤占”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样本企业,过度金融化对财务业绩的“挤占”效应更加明显。文章为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危害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并且为政府引导我国市场经济“脱虚返实”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下,文章以沪港通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2009—2020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显著抑制了标的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沪港通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抑制投机动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抑制储蓄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和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后果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社会保险费是企业重要的劳动力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07—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社保缴费负担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作用机理检验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降低了经营收益、提高了金融与经营收益差、增强了融资约束,迫使企业通过金融化应对社保缴费负担导致的利润下滑和流动性风险。异质性检验发现,社保缴费负担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不同;对于劳动密集度高、金融错配程度高或市场竞争压力大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作用机制与分解效应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从微观企业视角探究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分解效应。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可以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劳动收入份额分解发现,企业金融化提升了平均薪酬,降低了劳动力雇佣数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和融资约束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缓解融资约束是企业金融化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分配效应对传统产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显著。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实现金融强国与共同富裕双赢。

企业金融化、生命周期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选取我国2008—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均发挥抑制作用;第二,企业金融化抑制了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的投资不足,但只对成长期企业的投资过度发挥抑制作用;第三,进一步区分行业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发挥抑制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提升了企业金融化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高科技企业金融化、政府补贴与双元创新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补贴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究金融化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双元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政府补贴与高科技企业双元创新显著正相关;金融化水平会显著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抑制其探索式创新;金融化水平显著增强政府补贴与开发式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并显著削弱政府补贴与探索式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