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综述

作为家庭金融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本文从宏观环境、背景风险、家庭特征和行为特征四个角度出发,对研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国内外代表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由于家庭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数据基础薄弱,针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索促进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有效途径,对于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六省普惠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并且,主要促进了农村家庭银行理财参与和互联网理财参与。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金融可得性的增强,是大学生村官推动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缺乏金融知识培训或希望参加金融投资的农村家庭,大学生村官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加显著。在信贷条件相对宽松的家庭中,大学生村官促进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作用则更为明显。这一研究揭示了大学生村官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移动支付、感知风险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从感知风险的视角探讨了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财务风险、时间风险、隐私风险等主观感知风险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金融参与的重要渠道;金融市场类型、本地创业氛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家庭外部因素,以及家庭决策者的风险偏好、金融市场信息、教育水平等家庭内部特征,是导致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参与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并且家庭内部特征的影响显著高于家庭外部因素。机制分析发现,在相同条件下,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远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提高家庭的风险偏好、金融信息、教育水平对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边际效应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

不同信息渠道下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行为研究

从不同渠道获取和筛选信息的成本、效率和准确度是影响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信息获取及信息筛选的视角,剖析不同信息渠道对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和2013年数据实证检验信息渠道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不同渠道对城乡家庭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对城镇家庭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信息渠道还是依托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新渠道都能显著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互联网等新渠道对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和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新型信息渠道建设。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本文运用我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财务舵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Ologit和Tobit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财务舵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选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舵主的性别差异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女性财务舵主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其金融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均更强,性别差异的来源集中于城市家庭,原因则主要是女性舵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对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较男性舵主更高;财务舵主的年龄与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三方面均呈"倒U"型关系;具有城市户口的财务舵主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均远高于农村户口家庭;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两方面对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风险态度、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研究发现,接受金融教育的家庭在金融市场中的参与概率显著高于未接受金融教育的家庭,这些家庭也同时拥有更高的金融资产比重以及现金和储蓄存款数量。按照风险态度对家庭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并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在区分家庭风险类型的基础上,有效增加我国金融教育的公共供给,有针对性地提高消费者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提升家庭福利水平。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财务舵主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度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效应大于物质资本;家庭财务舵主的性别差异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决策影响较大,当财务舵主为男性时,家庭的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人力资本主导;为女性时,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物质资本决定,并且女性舵主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由于城乡金融市场化差异等现实原因,城市家庭的市场参与度远高于农村家庭;从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推动因素看,城市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由物质资本主导,而农村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以人力资本主导为特征。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及家庭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离散选择LOGIT和TOBIT模型,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新农保的农村户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和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比率均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变农村家庭在三大主要资产配置方面的配置行为;改变解释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劳动合同、保险覆盖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微观层面来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能使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从而可能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合同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劳动合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机制分析表明,拥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居民保险覆盖较高,使得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从而降低家庭的背景风险,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期劳动合同显著促进了低学历家庭和城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同时促进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本文的分析为保险市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资本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基于CFPS(2014年)的微观家庭数据,采用主成分方法构建社会资本的综合指标,并将社会资本分为网络型和感知型两大类,研究社会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综合指标和网络型社会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选择以及参与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工具变量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在网络型社会资本中,弱关系网络的作用较之强关系网络更为突出;在感知型社会资本中,亲缘关系感知促进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邻里关系感知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和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来促进金融市场参与。基于此,为了繁荣金融市场,政府应多方位、多层次地引导和支持外部网络建设,提升微观个体的社会资本,并通过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和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等途径来提升家庭金融市场投资能力和意愿。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金融市场参与的决定和我国地区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我国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控制人均GDP这一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7—2004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水平、信息发展程度和社会资本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参与水平,从而对地区金融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地区教育水平,推动信息产业的完善,加强社会互动,提高诚信水平,可以促进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家庭金融研究综述——基于金融市场参与的视角

作为金融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家庭金融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其中,金融市场"有限参与"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最广泛的关注。从金融市场参与的视角,回顾了近年来家庭金融研究的新进展。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背景风险、参与成本、异质性信念、非标准偏好和社会互动行为等因素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经典投资组合理论没有捕捉到的居民家庭实际面临的约束。由于家庭金融数据难以被准确地度量,家庭金融的研究依然具有挑战性。

需求层级结构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金融行为存在生命周期效应吗——基于中国家庭的经验分析

居民家庭入户调查表明,中国居民家庭在不同种类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层级结构特征,受到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生命周期和金融产品丰富程度等因素影响。总体来看,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生命周期效应并不显著。要吸引家庭部门更多地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必须改善目前金融市场供给不足的状况,稳固家庭金融需求的金字塔,优化内部结构,使家庭部门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农村家庭资产配置与金融市场参与的实证研究——以浙江金华地区为例

通过金融深化增加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提高农村家庭的福利,让金融为广大农村家庭服务,改善其资源配置,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问题,是当前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文章将农村家庭的实物资产分为生活型与生产投资型,将金融资产分为安全型和风险型,根据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实物资产配置和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探讨当前农村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路径。

社会网络与台湾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本文运用2014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广泛和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会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分县市和分北部、中南部地区来看,社会网络的扩大对在台湾的县和中南部地区的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更大。本文的策略含义在于政府应将区域差异性考虑在内,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发挥家庭社会网络的功能。

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探讨——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研究和分析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具有增收效应,金融素养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微观收入就增加0.096个百分点,且在纠正内生性后依然得以验证。金融素养的提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金融素养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提高中具有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2%。由此,国家、社会、金融机构和国民等各社会主体应该共同努力,以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微观收入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