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金融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改善融资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检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整体融资约束、降低债权和股权融资成本、增加股权融资规模等路径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区域金融欠发达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化水平强化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且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本研究有助于理解金融开放、融资环境改善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主要自贸港金融开放路径对海南的启示

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成熟自贸港在金融支持港区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规律。在借鉴这些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充分把握海南自贸港在金融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法律监管体系以及目标定位等方面的中国特色。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创新为抓手,做好自贸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是海南封关运作关键之年的重要任务,也是自贸港为全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要使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金融欠发达区域以及出口导向等融资敏感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拓展分析发现,当资本结构向下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增加负债、减少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当资本结构向上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减少负债、增加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

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成为强化国家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良好的金融开放环境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开放能够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作用,具体体现于事实金融开放。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开放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与非国有企业内更显著,在中西部地区、非制造业与国有企业内较不显著。

深化金融开放增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创新效应吗?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创新效应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本文通过时变面板模型对深化金融开放下FDI的创新溢出机制进行研究,证实该机制存在横向及纵向结构断裂。目前,地区创新质量受金融开放与FDI联合影响;而FDI的影响则呈现经济正常时期顺周期、危机时期逆周期特点。特别是,二者对东部地区的联合影响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可通过提升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优质投资以增强地区创新能力;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增加FDI促进创新数量、深化开放提升创新质量,可通过深化金融业开放、放松资本及货币市场管制有效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吸收东部地区转移的外资企业可刺激创新积极性;西部地区中虽二者联合影响为正,但要在深化金融开放、引入FDI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抑制区域创新能力间做好平衡。

青岛自贸片区金融开放创新研究

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是青岛自贸片区发展的重要方向。面对金融聚集度不足、特色优势不明显、创新业务规模偏小等问题,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发展新高地需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各功能区金融资源,形成涵盖片区管委、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的合力,提升人才引进、环境营造、特色业务、区域联动、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的水平。

金融开放对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贸易开放与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

金融开放作为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键力量,其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随着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商贸流通业正面临着结构升级的时机。基于此,本文基于贸易开放与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金融开放对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学术界提供有益的思考,以促进商贸流通业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著促进了商贸流通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商贸流通业的结构升级;贸易开放以及技术进步均在金融开放与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金融开放战略决策的基本内涵、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序幕,随后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日渐抬头的复杂外部环境中,持续扩大金融开放,成为世界开放大局中的积极力量。中国日益发展的金融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感的重要体现,有其独特的理论、实践和价值内涵。不断推进金融开放战略决策,选择合适的开放路径是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助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之源。世界文明是在经济体开放交流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金融开放是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决时代难题的关键一招和动力之源。

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的制度创新效果评估

当前,自贸试验区建设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的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其次,构建实证模型对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的制度创新效果进行评估。最后,文章提出正确认识建设自贸试验区的真实价值、立足国际化环境,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激发自贸试验区的内在动力,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开放的健康市场生态,破解不良“光环效应”、推动贸易开放的转型升级等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背景下跨境电商发展的对策研究

本文探讨了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背景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分析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实施、法律法规、物流、支付平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了加强政策落地、法律法规建设、在线平台建设、金融支持和人才培养等建议,以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

国内金融负面清单与国际协定金融开放立场

目前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机制还面临自主开放举措尚未完全转化为国内负面清单、国际经贸协定金融负面清单实践经验不足、国内外金融负面清单研究不平衡等问题。建议优化国内金融业自主开放布局,合理设定国际经贸协定金融负面清单出价水平,统筹协调国内法和国际协定金融负面清单。

金融开放程度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分析——考虑金融发展质量的门槛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金融开放逐渐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金融开放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质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将探究金融开放程度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并关注金融发展质量的门槛效应,旨在深化金融开放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的理解,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当金融规模门槛值小于0.14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负向作用。当金融规模门槛值高于0.14但低于0.74时,上述负向作用关系略微减弱。金融规模门槛值大于0.74后,金融开放与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转变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当金融效率门槛值低于0.61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当金融效率门槛值大于0.61后,金融开放与服务业结构优化关系并不显著。当金融结构门槛值低于2.14时,金融开放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当金融结构门槛值大于2.14,金融开放与服务业结构优化关系转变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

高水平金融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当成为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关键一环。文章通过对金融资本空间化介入经济循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金融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紧密相连,并遵循“生成—延展—巩固”的递进式逻辑链路,分别从要素配置空间、融资合作空间以及安全韧性空间三大维度阐释了高水平金融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提出应以更广泛的金融开放范围,吸引国际金融资源,促进国内要素优化配置与价值提升;以更多维的金融开放领域,聚焦更为前沿、交叉复合的国际金融合作,把握新兴金融业态增长点;以更深入的金融开放层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与新秩序构建,防范化解重点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统筹好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继而持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上海高质量金融开放内涵解析与对策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格局加速演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双循环经济格局中将承载更多的功能和作用,高质量金融开放已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的关键因素。但上海在金融市场、政府治理能力及金融结构平衡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从而限制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发挥。上海应从内外循环两个角度,从金融市场发展、供应链和价值链优化重组、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内外循环联结纽带、金融监管及配套制度等方面系统剖析和推进高质量金融开放,打造升级版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开放视角下跨周期与逆周期有机结合“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金融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如何在开放中保持金融稳定,成为当前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一种金融开放视角下跨周期与逆周期有机结合“双支柱”调控框架。该框架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作为两大支柱,综合运用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手段,在逆周期调节方面,该框架通过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短期调控,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跨周期调节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和市场形成合理的运行机制,防范化解长期性、系统性风险。

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及异质性分析

对金融开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选取我国内地30个省份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用模型,检验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路径下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路径下的贸易开放和技术进步、货币市场开放路径下的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优化均能显著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传导机制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资本市场开放路径下,贸易开放机制和技术进步机制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处于失灵状态,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畅通,但货币市场开放路径下所有传导机制均不显著。

金融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国制造业发展能力反映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高低上。本文基于金融开放的视角,研究如何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选取2007—2021年52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整体上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对这种促进作用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不显著。

新质生产力助力大湾区金融开放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统一标准和因地制宜、生产发展与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从安联在华发展看我国金融开放之路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同时要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2024年工作会议中把“坚定不移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列为一项重点任务,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助力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50多项开放举措,全面取消银行保险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减少外资准入数量型门槛,持续拓展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就保险领域来看,截至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40家保险公司中已有接近50%在华设立了分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