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为逐步发展资本市场,开始放松金融管制,提倡金融自由化,但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与发达国家进程不同、金融发展之间的信息不均衡以及金融市场的强关联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在加速推进金融化的进程中带来新的矛盾与风险。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和理解金融自由化,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探求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与危机。

地方金融自由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是金融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地方城商行的建立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更加快速、便捷的融资渠道,为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因此本文想以城市商业的设立为背景,考察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采用2008~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劳动力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同时区域的异质性分析指出对于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产生影响,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地方城商行出台相关政策,提升企业研发的积极性的同时保持出口增长,促使两者的发展更加平衡,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盲目金融自由化:拉美国家现代化的教训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领域的发展,但是金融领域既敏感又脆弱,所以,关于金融领域开放还是保护的具体战略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金融自由化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或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总体水平、外债水平、制度环境。基于拉美国家的经验事实,相应地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金融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自由化程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会受到外债水平的制约;金融自由化程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拉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盲目地实施了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的恶果。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仍然处在发展中的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坚持总体开放战略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开放应该结合本国国情,研判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金融发展总体水平、考虑本国的外债水平和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水平、金融自由化与货币危机——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7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Logit模型考察国家治理水平、金融自由程度对货币危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公共债务超警戒水平是货币危机的主要成因,政治稳定和无暴力与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削弱经常账户赤字、公共债务高企带来的货币危机风险,金融自由程度对经常账户恶化和公共债务高企导致的货币危机也具有调节效应。

人工智能在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在我国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想进一步实现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智能化,有必要不断创新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加强对金融自由化风险的控制与管理,建设出全新的智能化金融防控体系,这也是如今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领域所重点研究的一大课题,同时也是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领域创新的必然趋势。本文从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角度出发,结合相关的资料研究,探讨人工智能在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分析人工智能在未来金融自由化风险领域的应用需求,为完善我国金融自由化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一些有效的参考。

基于门槛效应的金融自由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立足于金融自由化改革,借助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金融自由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发展,且这一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作用最强,西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的面板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以金融自由化为门槛变量时,金融自由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这一影响作用表现为抑制;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这一影响作用由抑制变为促进;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这一影响作用依然为正,但促进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

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的设计和分析

本文回顾了有关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文献和定义,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结合其影响程度分别赋值,得到了衡量金融自由化程度的8个指标序列,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8个指标整合成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

金融自由化对资产泡沫影响探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超过40年,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经济高速发展,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同时与美国有贸易摩擦,资产市场出现泡沫。日本在泡沫经济发生之前进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资产泡沫的形成,而我国目前正面临着金融自由化的问题,所以本文研究并分析了日本当时金融自由化改革对资产泡沫的影响,可以作为今后我国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参考。

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的设计和分析

本文回顾了有关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文献和定义,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结合其影响程度分别赋值,得到了衡量金融自由化程度的8个指标序列,再利用主成份分析法将这8个指标整合成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

金融自由化的异质影响研究——基于TFP增长率的视角

已有研究对金融自由化内涵的界定十分混乱,不同研究使用不同维度金融自由化作为总体金融自由化的代理变量,这种混淆不同层次、不同内涵金融自由化的做法,造成有关金融自由化与经济效率或经济增长研究结论的巨大争议。本文明确区分了总体和七个维度金融自由化,实证发现总体金融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维度的金融自由化对TFP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私有化对TF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和证券市场自由化对TF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降低信贷控制和法定准备金要求、放松银行业进入壁垒和加强银行业监管对TFP增长率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忽视不同维度金融自由化的异质影响、或以单一维度金融自由化代理总体金融自由化,都难以准确、全面揭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

金融自由化是否有利于企业的知识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文章选择反映金融自由化进程的7个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并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考察金融自由化对中国29个制造业1996—2008年创新产出的静态和动态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从R&D资金的供给还是支出来看,中国金融自由化对企业的知识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增强了外部资金对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企业R&D支出效果的发挥。中国的金融自由化需要增强外部资金对企业R&D活动的支持,增强债权人对企业R&D支出的监管,继续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以有助于企业的知识创新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趋势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金融自由化不但没有否定金融监管的一般基础和特殊基础 ,还强化了金融监管的现实基础 ,但金融自由化却使传统金融监管手段陷入了困境。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 ,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监管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金融自由化对我国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0-2010年的季度数据,利用FAVAR模型研究得出:金融自由化对总体住宅价格变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国际资本流动、房贷放松和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冲击效应依次增强;金融自由化对普通住宅价格变化的正向冲击效果明显,对经济适用房价格变化具有较弱的负向冲击效果,对高档住宅价格变化的冲击波动较大,比较复杂。因此,金融自由化对中国住宅价格变化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强住宅投资的审慎监管、管好信贷闸门、引导外资的合理流向和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抑制房价过快增长至关重要。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我国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兼论二元金融之间关系及其经济影响

近几年来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已成为经济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主要从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中小企业主要从非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形成了相对割裂的二元金融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抑制是我国二元金融产生的主要原因,弱化二元金融也成为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动力。始于2011年初的温州债务危机使非正规金融进一步受到广泛关注。加强民间借贷的疏导与监管、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实现非正规金融的阳光化与合法化等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策略选择

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力量,但发展过度或路径选择错误就会引发金融混乱,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最近几十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同时也将全球经济与美国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美国在推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迎来了长达近20年的繁荣,却最终因金融自由化失控而使本国经济陷入危机。

金融自由化理论体系的挑战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微观重构

经过将近三十多年的金融深化理论发展与实践反思，文章坚持认为， 金融自由化作为金融深化的根本手段，其自身的直接效应与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发 展特声、而形成的总效应是不可能完全一致。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之所以受到“双 重”攻击，就是因为忽视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性。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这一过程性 就是金融深化理论发展的源泉，也是指导解决中国金融改革实践的有效方法。

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判断:1994-2006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对金融自由化程度进行科学判断。为此,梳理了金融自由化理论,提出两个研究假设,设计了判断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因素模型,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每一因素赋权重值,之后利用修正后的法规描述指标法对中国金融自由化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对中国1994-2006年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行了动态判断。研究结论认为,由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战略,节奏控制适当,从而能够保持金融业的平稳运行。但要注意的是,伴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正在加大,建立金融安全预警体系十分必要。

理解金融自由化效应：增长与波动

增长与波动是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效应,对它们的研究分别构成了金融自由化原理和实践理论。增长效应源于三个宏观渠道:储蓄动员、储蓄转化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功能视角下,三者具有不同的微观基础。波动效应研究源于金融自由化实践反思,主要研究金融自由化的实施条件、速度和次序,以及金融自由化实践中的政府监管。从增长效应研究到波动效应研究意味着金融系统治理理念的转变。

中国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8个指标构建了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自由化程度是逐步加深的,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自由化步伐尤快。然后,通过对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双Granger因果关系,而且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看,误差修正项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较大。最后,从利率、融资多元化、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以及公司治理五个方面,探讨了金融自由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民主化

赶超战略下的目标函数,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实现资金积累最大化,而其约束条件是资金的极端分散性和稀缺性,因此,最合理的金融体系就是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的价格抑制和结构抑制。这是中国金融抑制的内在逻辑与传统金融体制形成的根源。金融抑制破坏了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阻碍了金融增长和经济发展。因此,要取消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应该实行一种渐进式改革,即由金融抑制到温和的金融约束,再到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金融抑制也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构建了新型的金融民主化体系,使其金融服务更加接近大众,提升大众的金融可及性。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趋势包含四个方面:一是逐步降低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二是利率市场化加速银行业的分化,三是谨慎应对民间金融及其局部金融危机风险,四是小微金融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