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

诗可以载道吗?——以钱锺书文道思想变化为主例

针对周作人提出“言志”与“载道”对立说,钱锺书辩驳性地提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的文体区分说。如此一来,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诗与道的关系被悬置了。罗根泽、朱自清等起而辩证诗道关系,且从文论史上看,也可见诗道关系论述,这导致钱锺书改变早期看法,开始承认“诗可见道”。后钱穆将杜甫视为“文以载道”代表者,深刻论述了诗道关系。由此可知,“文以载道”可包含“诗以载道”之义。中国文学的伟大精神,不仅通过文以载道来实现,也通过诗以载道来实现。

钱锺书文学著作互文性发微

钱锺书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学者,以其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多经典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享誉海内外学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一样,总是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展开内容极为丰富的精彩对话,譬如《围城》和其他几个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随处可见与欧洲作品之比较、化用,或直接引文,或暗用典故,由此形成钱锺书文学著作一个特殊的风格、一种特别的声音。讨论钱锺书作品中“互文性”的诸多方面,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他的文学写作,对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所裨益。

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的学术道路(1949-1966)

钱锺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很快被吸纳到共和国学术机构中去,按照新式的科研规划与安排从事研究,直至1966年后中断。这段时间是钱锺书生命中相对安稳而又忙碌的阶段,作为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研究员,他在个人读书兴趣与当下科研机构制度下的工作任务需要之间,逐渐寻找并确立了一种回归经典源头且试图以此与时代进行对话的方式。这种学术志趣上的变化,最终成就了钱锺书从浑无涯涘的博览事业中走出,写成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追溯这一学术道路里个人与时代的关联线索,结合读书笔记手稿、信函等材料,有助于揭示钱锺书后半生学术发展轨迹的主要特点。

从模糊的镜像中发现“人类的共性”——钱锺书牛津论文的发表与修订

20世纪30年代后期,钱锺书于牛津大学完成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该论文正式发表后,又经他本人进一步修订,形成鲜为人知的未刊新本。发表和修订内容的异同,反映出钱锺书对外国文学里中国形象这一论题认知的扩展与深化,还可窥见他在抗战前后学术心态的变化,即认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则貌异心同,“溢美”或“丑诋”都无法接近认知的真相。某些以偏概全的民族特征考察与批评,实则不过印证了一种“人类的共性”。在牛津留学时期的学位论文创作上,钱锺书显然未能充分施展自身的研究抱负和读书志趣。由于对现代大学体制中的学院派论文不满,他继而转变了研究方向,从关注中国形象转向探索“人类的共性”,这为其后续的学术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础。

三重互动:杜诗与钱锺书治学体系(上)

杜甫诗作与钱锺书的集部之学、四部之学以及文艺理论建构形成了三重互动关系。杜诗既是钱锺书集部之学尤其是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阐释不可或缺的因子,与诗画一律、虚色、通感、诗可以怨等文艺理论概念的辨析、生成与建构也有密切的关系。钱锺书的治学体系实现了对杜诗渊源、诗法与接受等诸多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杜诗蕴含的经史子集各部特征,也示范出杜诗对于建构文艺理论概念的原典作用。学杜、解杜、运用乃至化用杜诗贯穿了钱锺书的学术体系,使得这三重互动之间生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

名人故居活化利用策略研究——以无锡钱锺书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是本地域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对于传承和培育民族文化、构建城市文化品牌有着重要影响。无锡名人故居星罗棋布,活化利用情况却参差不齐。文章以名人故居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对无锡不同类型的名人故居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并以钱锺书故居为例,围绕展陈提升、空间优化、功能叠加、文旅融合等方面对其活化利用现状进行阐述,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名人文化内涵的研究阐释,推动“文物+”多元融合等策略与建议,从而盘活遗产资源,以合理利用反哺保护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21世纪以来港澳钱锺书研究述论

港澳地区钱学研究视野广阔,方法多元,有以下几个特点:立足于中西比较文化角度进行阐释,对钱锺书语言风格和作品翻译进行分析,强调从文史哲交融角度评价钱锺书的文学理论,以及对西方钱学的重视等。龚刚、黄维樑、张隆溪三位教授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钱锺书选唐诗》选本特色论略

《钱锺书选唐诗》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私人化唐诗选本,其选录取采之广,晚唐风之盛,对“小家别子”惬心悦目诗作之推举,对传统“大家”定位之突破,对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四者并举尺度之持守,不啻对唐诗新的诠释立场和眼光。该选本为今人读唐诗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和维度,亦为后世选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参照。将之与《唐诗三百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进行选目数据对比,并参以钱先生其他学术专著中闪现的吉光片羽之论说,无疑能够客观呈现钱氏选本特色及遴选宗趣。

思维空间的开拓——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在众多的"钱学"论著中,季进博士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有着鲜明的特点,它是第一本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全面解读与研究钱锺书创作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系统论述了钱锺书著作话语空间的丰富内涵,清晰梳理出钱锺书与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比较文学、心理学等现代西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认识与理解钱锺书这座"文化昆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也为我们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思考本土文化与文学,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

"一分为三"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哲学命题,在翻译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体现。本文通过重读钱锺书著作中有关翻译的论述,认为长期以来广受关注的"化境"只是钱锺书翻译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的全部,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一个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

陆游诗歌取径探源——钱锺书论陆游之一

陆游是钱锺书先生非常重视的诗人。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以及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钱先生均以相当篇幅对陆游的诗歌创作进行评析,其考察是全方位的,对陆游诗歌创作取径对象的辨析就是重要内容之一。钱锺书先生辨析陆游的诗学渊源,首先拈出其关节所在,即陆游诗与江西派和晚唐诗的关系;其次指出陆游诗歌创作遍参前代、沾氵丐本朝名作的特点。

从“钱锺书”的“锺”谈汉字规范

钱老的名字有"钱锺书"和"钱钟书"两种写法。文章认为,写作"钱锺书",不符合汉字规范;"鍾"简化为"锺",没有必要;规范型语文辞书不应该收录"锺"字,而且对它解释也不够准确。文字是全社会的,不能因为一人一姓而轻易更动。

陆游的诗歌观——钱锺书论陆游之二

陆游推崇梅尧臣诗的"平淡",但对"平淡"诗美的涵义和价值认识不够全面、深入,遂不免以琐屑题材、庸常情感信笔入诗,写出一些平熟、粗率之作。分析陆游的诗歌,可知他的"诗中三昧"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不是成熟的诗学概念。"诗外功夫"并非只强调"现实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或是"江山助诗",它还包括养气、读书等所有诗歌技巧文字之外的积累。陆游承袭传统的"厚古薄今"诗歌史观,对晚唐诗和宗晚唐的诗歌创作持批评态度。

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

钱锺书抗战时期撰写的《谈艺录》,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和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都是在民族的危机时刻写就的,三者可以被视为世界比较文学事件作对照性阅读。这三本书无论就体例、风格、方法学以及世界观而言都极为不同。但它们既成于战时,作者面对文明崩解以及个体生命的困顿,都有不能已于言者的反思,而他们所展现的宏大历史视野、浑厚的学术知识、锐利的批评洞见,俨然为“发愤著书”平添现代意涵。有关这三位学者及其论述的阐释所在多有,但最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著作的深入解析,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刻”,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何及如何从文学入手,寻求因应之道,他们在批评文字里所投注的情感以及赖以发挥的意象。由此可以考察除了历史因缘外,三部经典为我们带来的方法学启示和与此时此地的文化政治的关联。

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认为,在诗的"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只是其中一项。"诗可以怨"变成文论史上的"套板",与"诗言志"中的"哀乐并举"观不吻合。其实,痛苦和快乐都能产生诗歌,比如"离群"之怨与"嘉会"之乐,"怨"的心理内容与"圆"的美学形式,沧海明珠与蚌病成珠,重的风格与轻的风格,悲剧与喜剧,等等。"怨"的观念,跟人们以"衰变观"来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精神返祖"的冲动。诗的"现实感"既是哀的,也是乐的。

翻译之喻的历史化:钱锺书的“人化”译文观

钱锺书所称引的“投胎转世”、“灵魂转生”的翻译之喻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翻译之喻置于钱锺书诗学思想、中国“人化”文评和译论传统的历史化语境,可以发现钱锺书的译文观具有浓厚的“人化”色彩,即将译文视为相对独立的生命体。译文的生命观既是中国“人化”文评、译论传统的承继,又蕴含着超越传统的当代翻译思想。译文作为有生命力的个体打破了传统文论、译论中形式与内容的分割,消解了传统翻译观中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突破了传统译论重语言层面、轻社会文化的局限性。

“诗史说”：钱锺书的“弃”与王国维的“续”

钱锺书的"区别即本质"执于区别而乏于联系,难免偏向一隅,此述五点以供讨论:其一,"诗史"概念只是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一种独特概括,并非用来说明文学没有审美规律。其二,如果没有认识到文学形式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规定中具有决定作用,只把"诗史"之作变成"押韵的历史文件",当然算不得文学。其三,"历史"不等于"历史学",一般所说的"历史"指历史活动本身,所以是个别现象而不涉及历史规律的表现,正如钱锺书所说的"历史"只是"表面的迹象"。其四,没有认识到"诗史"与"以诗证史"的准确内涵。其五,用批评"诗史"来削弱文学反映论的权威性,未必能够奏效。王国维的诗学思想,或可弥补一二。他在诗与历史关系的论述上相当通达,并近乎提出了"曲史"概念,倒是实在地丰富了"诗史"传统。王国维反对传统的政教文学思想,强调文学不能受制于政治而失去自主性。"诗史说"是一种介入现实政治的诗学,又是一种创造人类理想生活的诗学。但不论如何认识与评价"诗"与"史"的关系,"诗史"所体现的应当是一种审美精神,它所表示的是"历史成诗",而不是简单化的"诗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