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商与长崎孔庙的兴替

日本长崎兴福寺内所遗留的三通汉文碑刻,对考证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三通汉文碑刻的考释,发现在长崎孔庙发展过程中,长崎中国侨商通过献纳财物、规划孔庙、参与祭祀等多种形式对长崎孔庙施加影响。这一方面,使长崎孔庙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庙学中汉化色彩较浓,显得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以长崎孔庙为窗口,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明治维新之后,在中国侨商的资助下,新建的长崎孔庙脱离了日本的管理,并在其中创立学校,延续着儒家传统,使其成为海外华侨创建的唯一一所庙学合一的孔庙,保存至今。

日本长崎“彩舟流”源流考略

“彩舟流”仪式是明清时期流行于日本长崎唐人社会中的一种宗教民俗活动,有较大的影响。基于对长崎地方相关史料的钩沉梳理和深入研读,认为明清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东洋航线流播于日本长崎“彩舟流”习俗的形成与古代中国“祭厉”传统有着直接关联,宋代“祠沙”祭海习俗与元明代“放彩船”传统则可视为其雏形,而明清时期盛行于福建沿海地区的“王醮”仪式即“送王船”对长崎“彩舟流”的仪式流程、具体形态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闽地“送王船”东传流播至日本长崎在地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华传统文化在“他者”中的坚韧性与包容性。

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基于长崎宫日节的海外民族志考察

在国际非遗保护合作的框架下,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亟待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外节日民族志是将节日遗产放置于国际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节日空间的交流、互动并建构认同的观照。对日本长崎宫日节的研究,可从节日海外民族志的视角切入,对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进行深描,通过对宫日节核心仪式、组织实践以及不断衍新的庆典活动深入剖析,可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文化交互融合的演变特征,凸显节日遗产建构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与效用。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了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值得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从而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日本长崎华侨土地公信仰研究

基于中日地方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考察明清时期长崎土神堂创建与变迁的历史过程,追溯其与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民间信仰的渊源关系,认为长崎土地公信仰在明清华侨社会中具有护佑航海、社群整合、文化彰显、社区娱乐等重要功能,同时对日本当地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流传至今,由此探讨以传统民间文化为载体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之间交流互鉴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

直至晚清 ,中日两国交通仅限于长崎贸易一途 ,其中虽无任何冲突性事件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崎贸易对两国政治影响的空白。事实是 ,清代前期来自长崎铜贸易的任何变故都曾对中国内政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长崎铜贸易牵制的史实考察 ,回答清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及中日关系在清前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清初中日长崎贸易

清初的中日贸易实际是中国商船到长崎的贸易。日本政府为防止国内白银和铜的大量外流,多次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中国商人在长崎除了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外,还要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和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至乾隆初年,云南铜矿产量大增,取代了日本铜的使用,中日长崎贸易遂逐渐走向衰落。

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通过分析福建与长崎区域交流与合作历史、区域经济现状、积极作用,提出加强福建长崎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加强高层交往,推进农业、服务业、海洋经济等合作,共促两地经济发展,造福两地人民。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一）

日本江户时代（1615—1868年，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长崎是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所有的贸易船都汇集到长崎，也吸引了一批有势力的优秀华人．形成了特殊的华人社会。当时在旅居长崎的华人中，福建人占多数。在唐通事活跃的260多年里，前后有近千人充任各级唐通事，其中出身于福建籍家族的人又占绝大多数。

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的贸易危机

本文考察了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贸易危机的表现,指出危机不在于贸易利润的下降和日本“朱印船”的竞争,而在于中荷葡三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相对地位的变化,贸易资金周转的恶性循环,贸易活动与宗教传播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等。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下)

三、隐元禅师弘法与长崎华侨华人信徒隐元禅师于南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5年）七月初五日抵达长崎,次日登岸至东明山兴福寺。此寺是在长崎的三江华侨、江西富商欧阳云台施舍别墅创建的^（33）。据《普照国师年谱》记载：隐元于＂七月初五,晚抵长崎……次早,寺主逸然同檀越请进兴福寺。法语五则。即日,二镇主谒见,谦恭致礼,各赠以偈。＂

明末清初长崎华侨社会的建构及影响

长崎华侨社会是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是在该时期的中日海商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帮群组织、寺庙、唐通事是其华侨社会建构的重要元素。其发展虽然受到了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但是随着中日海商贸易的繁荣和长崎华侨人数的激增,长崎华侨社会建构也随之壮大,其对当时中日经贸往来的加强、中华文化的日本渗透均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创

1853年黑船事件发生后,德川幕府和各藩开始发展近代海军。为培养海军人才,幕府于1854年8月聘请"森宾"号舰长法比尤斯及其部属在长崎进行了预备传习活动。1855年底,幕府正式创办长崎海军传习所。从1855年至1859年共聘请了两批荷兰教官,招募了三期包括幕府和各藩的学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近代日本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长崎齿瓢虫属Afissula Kapur1955种类及地理分布的研究

长崎齿瓢虫属Afissula Kapur自1955年建立以来,近30年经各国学者不断地发现,有的重新组合到这个属,迄今该属共有13个种。本文从生物学、生态学及区系学的角度研究了这13个种的形态、食性及其分布特点,从此可以看出该类群发源于喜马拉雅地区并向该地区的东北、东南方向扩展。本研究对食植瓢虫亚科的演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日本长崎发现的与上海东洋庄有关的资料群剖析

近代日本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后 ,曾以高关税政策阻碍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由于台湾与大陆隔不断的关系 ,两岸商业交往仍绕道长崎或门司进行 ,形成了上海—长崎—台湾间的三角形贸易途径。这一时期的商业资料没有在中日两国的史籍中留下记载而形成空白。 80年代前期以来 ,在日本长崎华商泰益号旧址发现的上海东洋庄资料群 ,其规模庞大 ,构成多样化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内容虽以商业贸易中的中药材等买卖为中心 ,但广泛涉及社会、教育、宗教乃至政治等领域。本文作为该资料群研究的先期成果 ,对近代海峡两岸中药材贸易的品种、规模、运输手段和费用、保险、税收以及出口商与中介商的关系、各地社会经济动向及至当时我国政治、军事情势等记述的剖析 ,为国内学术界开展沪台两地通商史、华侨史和地方志研究迈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雍正时期的中日长崎贸易

通过日本"正德新令"的颁布给中日长崎贸易带来的影响,从清雍正时期中日长崎贸易往来的主要贸易品、贸易商品集散地等方面,阐述了清雍正时期中日长崎贸易的内容及其特点。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两国社会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输出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个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近代东亚转型时期广州、长崎港口贸易研究述论

近代广州、长崎港口贸易作为东西方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备受史家关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关注问题有:港口贸易体制、对外贸易交流状况、对外贸易地位及影响等。此外,偶有学者对中日两个港口的贸易状况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然而,对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仍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即:对港口贸易的考察缺乏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未能从宏观视角去把握港口贸易的地位与影响;研究理论相对滞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