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造就学术大师——王国维个人阅读史述略

王国维是著名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声望令人仰慕,他的生命结局令人叹惋。王国维的一生是阅读的一生,他是一个以读书为志业、以学问为生命的人。王国维终生恪守“阅读以求真理”的阅读旨趣,他终生“跟着书走”,以书为生命伴侣。王国维的学问行程,大体表现为“读书→思考→成果”这样的程式逻辑。勤读与精思并重,由此获得自得性的独特论断,这是王国维阅读史的优异之处。王国维的阅读史,对于今人铸就自己的阅读人生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四大奇书”连称的关键词批评及阅读史意义

作为古代通俗章回小说一类重要的接受现象,历代读者尝试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连称为“四大奇书”。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四大奇书”的连称往往会限定通俗章回小说各种意义符号被诠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既限定世人批评行为的介入方式,亦影响世人诠释实践的逻辑。“四大奇书”的关键词批评不仅是一个批评论断,而且作为一类认知视角而存在,更是一种批评行为。它促成了一定的群体习惯,改变了读者阅读的理解途径与意见生成,最终形成一种阐释范式,反过来制约读者的自由阅读。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既要注意历代文教生态之于文本阐释的群体性表达,亦应重视读者个体建构的艰难努力。

中共党报党刊阅读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中共党报党刊阅读是近现代以来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景观,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囿于史料限制,当前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中共党报党刊阅读史研究既有个案分析,也有整体探讨,集中在个体和群体的党报党刊阅读、集体阅读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党报党刊的传播与阅读等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挖掘了新的研究史料,但仍然存在不平衡性和碎片化等问题。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仍需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等方面继续着力,以拓展和深化中共党报党刊阅读史研究。

沈从文阅读史发覆

仔细比对、考辨沈从文的自述与创作,辅以参照周边人的指证,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沈从文的阅读史。沈从文的阅读对象广涉古今中外,可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与非文学类著作四类。随着创作的日臻成熟,沈从文的阅读选择从随意性转向系统性,接受倾向从技法借鉴转向思想层面,接受方式从模仿挪用转为创造性转化。沈从文的知识结构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三条线索,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活力。

阅读史视角下“鲁迅”确立之过程——评《越境:“鲁迅”之诞生》

鲁迅研究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其前期成果不可谓不丰,但研究瓶颈亦随之而来。李冬木摒弃颂圣赞伟的一般“阐述”,而取阅读史之视角,经由翔实的文献调查和细致的文本考证,还原了一个事实层面的鲁迅。《越境:“鲁迅”之诞生》一书通过考索鲁迅的阅读史,探讨其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精神机理。该书由十五篇论文结集而成,每篇各有侧重,呈现了鲁迅思想形成的复杂面向。

阅读史视域下毛泽东“第二个结合”意识的孕育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观点,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实践底色。毛泽东既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见,又有“第二个结合”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毛泽东“第二个结合”的自觉意识是渐进深化和一以贯之的。为了找寻中国的出路,毛泽东早年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类书籍,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淀。对各种知识资源的比较鉴别,推动了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渐进转向。得益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扬弃、对自我意识的自觉关照、对实事求是的自觉追求,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毛泽东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创造性转化了传统知识资源,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太宰治《人间失格》在中国三十年的阅读史

近三十年来,太宰治文学尤其是《人间失格》在中国被不断翻译、评论和研究,形成了一段值得论析的阅读史。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学层面,认为《人间失格》是日本战败后社会的一面镜子;二是心理学层面,从人类共通心理的角度阅读《人间失格》,寻求情绪宣泄、心理治疗及审美转化等功能诉求;三是现代性与当代性层面,《人间失格》被年轻读者赋予了新的意蕴,以诠释部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人间失格》及其阅读史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日本文学阅读接受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一定的分析研究价值。

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阅读史考论

阅读史研究一般是通过探究阅读者与文本、时间、地点等要素的关系,挖掘阅读活动对于书籍的影响。文章结合《唐女郎鱼玄机诗》序跋,介绍了朱承爵、项元汴、沈梥、黄丕烈等名家的收藏情况,以曹贞秀等人的阅读为例和以黄丕烈收藏该书期间的两次唱和活动为代表,探讨了个体阅读与群体阅读两种阅读方式,展现了阅读者的旨趣和群体阅读的倾向。

阅读史视角下的“西学东渐”问题——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以阅读史视野展开对“西学东渐”这一近代思想变迁问题的研究。阅读史研究侧重读者和书籍关系、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书籍在阅读过程中的意义重建等向度,为探究近代知识生成和思想流变构建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研究,对分析士人心态、重塑近代历史人物形象、探析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晚清士人的阅读史,可以超越既存历史认知,探知历史本来面目,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中寻绎历史的意义。通过阅读潘光哲著作,既可从阅读史研究视野窥探晚清士人思想变迁之路径,亦可体悟文献研究之方法,更能从著者征引的史料和注释出发,见微知著。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思路——评李根亮著《〈红楼梦〉阅读史》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李根亮博士的《〈红楼梦〉阅读史》由齐鲁书社出版了,展读之余,不禁感慨当前的红学研究现状。近年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红学研究其实已经出现了困境,上世纪末的红学热闹情景已经很难重现。本人阅读最近出现的有关论文和著作,也常常难有心动的感觉,不过在读完《(红楼梦)阅读史》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惊喜。

《盛京时报》的宣传与阅读——基于报刊阅读史视角的考察

报刊是日本在近代对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从报刊阅读史视角来看,以《盛京时报》为代表的日系中文报刊通过订阅、零售、政治摊派等方式进行空间拓殖,以达到在物理层面接近更多读者的目的;通过辛辣的时评言论、多样的征稿方式和读编互动“招徕”与“灌输”读者,从而实现精神层面对读者的文化殖民。一部分读者在阅读后产生了“追慕殖民”的阅读反应,还有一部分民族认同感高的读者能够清醒认识到日本人的殖民意图并进行殊途同归的“反抗殖民”实践,体现了当时国人面对文化殖民的反抗意识。

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现实与虚构的交汇——阅读史视域下博尔赫斯作品知识类意象建构

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代表人物,博尔赫斯以深邃的哲理思考和梦幻的虚构世界享誉全球。卓越的文学成就背后,对阅读的钟情始终是博尔赫斯创作路上的支柱与慰藉。“图书馆”“书籍”等是博尔赫斯作品中常见的知识类意象。此类意象承载了作家对世界的哲思与洞见,促成博尔赫斯心目中虚拟梦幻世界的形成。通过对博尔赫斯的阅读史梳理,分析其笔下知识类意象的内蕴,探知作家的现实生活阅读与创作虚拟阅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作家独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谱系。

梁启超的“涉日”阅读史与“新文体”的生成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时代舞台中央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他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特别是戊戌东渡旅日期间阅读日本书籍的启发以及相关的模仿实践有着莫大联系。新文体关联着“知识”,而又在“情感”层面别具魔力,而它的消亡,亦来自这种特点本身。在近代中日“文”之传统演变的进程中理解“新文体”,可以管窥由“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的历史进程。

年少何妨“乱”读书——从个人阅读史再思阅读指导之义

人生漫长,但少年时光就那几年。那是漫漫人生的起点,生命刚刚打开,一切正要展开,像朵蓓蕾,孕育着一切可能的金色的梦。“乱”读我少年时代,父母成天忙于生计,顾不上我们。我们就如风雨中一根草一棵树,恣意地生长。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少年一样,我的阅读也是从翻阅小人书开始的。当然,如果“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一种“读”,我的阅读就应该是从听故事开始的。这些完全不是大人的要求,也不是别人安排、下发的任务,一切自然而然。

中国新感觉派对谷崎文学的接受与转化——基于刘呐鸥日记的阅读史考察

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新感觉派,其开放多元的文艺取向在同人正式聚合前的沉潜期(1926—1928年)已大体成形。除各人的文艺趣好本就存在交叠暗合外,刘呐鸥更以一己之阅读品味推动施蛰存等人早期文艺观的塑成。考察刘呐鸥1927年日记中的阅读线索,辅以各人的创作实践,可知在多种文学影响来源中,唯美主义尤其是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是联结文友旨趣的重要纽带。他们对谷崎文学的接受背后交织着个人审美情志和紧扣时代脉动的文学关怀,其接受动机大体上是外向而非内倾的。对谷崎文学的共同喜好不仅构成了新感觉派聚合的向心力,更形塑了团体的创作路向,沉淀并内化为流派的基本气质。不过,新感觉派对唯美颓废元素的运用一贯较节制,显现出接受的限度。

中国古代阅读史史料领域的新拓展——以元末陶宗仪笔记杂说阅读策略为例

元末陶宗仪所纂原本《说郛》作为阅读摘钞,是其笔记杂说阅读活动的忠实记录,更是中国古代阅读史有关具体阅读行为的典型史料。通过对原本《说郛》的分册目录及品种来源的考察发现,陶宗仪的笔记杂说阅读活动在阅读策略上产生了双重转变:一方面是阅读方式上专题阅读由盛而衰,另一方面则是阅读来源上间接阅读由盛而衰,二者展现的互动关系深刻体现了阅读条件的改善对阅读观念与阅读策略的影响。对陶氏笔记杂说阅读活动的探析充分说明,包括知识存入在内的知识获取与再生产各环节是中国古代阅读史史料领域拓展的新方向。

被诗歌照亮的生命——我的诗歌阅读史与教学观

初中开始渐渐对诗歌有感觉,高中开始泛读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后来发现,音乐能逐渐促发对现代诗歌的理解;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诗歌阅读和研究方向。最初的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主要就是由阅读诗歌完成的。诗歌照亮了生命,也在后来影响了教学观。

近十年中国阅读史研究论文述评及展望

近十年来我国阅读史研究发展迅速,学界产出了大量优质论文,可将其大致分为阅读史理论研究、文本研究、读者研究、现象研究和阅读史分期研究五部分,并进行简要述评。回顾近十年阅读史研究现状,可以总结出应用数字人文、注重下层读者和发展多元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能够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莫言小说创作与阅读关系新论——兼及作为方法的作家阅读史研究

莫言是一位综合型小说家,既有丰厚的生活经验,又有对中外文学经典的深入阅读,并不断将阅读经验转化为原创能力。全面梳理莫言的阅读史,可以整体把握莫言的小说创作,有力推进对其代表性作品的理解和认识,系统揭示其创作的技术谱系。作为方法,阅读史研究从阅读与创作的关系出发,注重考察作家创造性转化的方式、路径和内在机制。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应提高对作家阅读行为的理论认识,探求更扎实、更具学理性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