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阳羡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长久以来,我们似乎忽略了清代各种文学流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以为那些存世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文学流派只是古代文学的浮光掠影,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阳羡派词人处在明清易代之际,心头有国破家亡之感,有故园黍离之思,这种感与思形之于文字,影响直抵晚清,而晚清又恰恰是现代文学的奠基。所以我们探讨阳羡派给现代文学造成的间接影响是极有意义的,本文着重探讨了阳羡派理论先行与精英意识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论阳羡派咏梅词中的故国之思

阳羡词派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派。阳羡词人创作了数量颇多的咏梅词。其咏梅词中萦绕着深深的故国之思:题梅花图以抒故国情怀、咏梅怀古以抒故国之思、相约探梅中流露故国之思。阳羡词人咏梅词中故国之思的产生与他们对咏梅文学的继承,阳羡地域的探梅习俗,以及他们身处易代的人生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南京书写看阳羡词派对辛弃疾的承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文人在南京创作了大量怀古伤今的诗词,辛弃疾也在此列。辛弃疾的南京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范式,呈现为凸显自我的抒情主体、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联结怀古与伤今的用典技巧。阳羡词派继承“稼轩风”,其书写南京之词也多遵循辛词的表现方式。阳羡词派的南京书写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行舟移步换景勾连吴越文学区的多地,有意识地建构与拓展南京及其相关景观构成的文学空间,使南京书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内涵。

论阳羡词派对苏辛豪放词风的接受

阳羡词派是清初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学流派。阳羡词派的崛起,与其对苏辛豪放词风的推崇有着密切联系。从词论、词作及词选角度,全面观照阳羡词派对苏辛豪放词风的接受,将为深入研究阳羡词派词学思想及词学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陈维岳对阳羡词派的发展

阳羡词派在宗主陈维崧的领导下,为改革当时词坛淫靡俚俗的词风提倡尊崇词体,倡导新词风。陈维岳是陈维崧的三弟,也是阳羡词派的主要干将之一,其一生的文学行迹恰好与阳羡词派的结派与消散相始终。但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立足于陈维岳的生平经历和词作,探究其在阳羡词派中的价值和意义。

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的词史契机与多元观照

阳羡词派作为清代词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脉,以“稼轩风”为楷模,给清初词坛带来了新的活力。通过观照辛弃疾与阳羡词派的词学思想,可以发现阳羡词派在理论与实践中对“稼轩风”的承继,这种承继离不开明末清初风诡云谲的社会气息以及词体亟须革新等诸多因素的加持。值得注意的是,阳羡词派与“稼轩风”的双向互动不仅促使阳羡词派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词学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稼轩风”在清初词坛的传播,甚至对清初词风的建构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阳羡词派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影响探析

阳羡词派是清初的重要词作流派,在清初的词坛居于引领地位。它的宗主是陈维崧,创作的题材和词作数量多且不乏精品。这个流派的词人有上百人,对清初乃至有清一代的词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

阳羡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是清代词坛的三大流派。他们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分别呈现出推崇与神往、排斥与吸纳、超越与深悟的三大特色。差异的形成 ,既有时代原因 ,也有理论和审美的原因 。

奏销案与清初江南词坛——以阳羡词人为中心

奏销案是清初清政府在江南制造的大案之一,清文献史料对此记载甚少。但这起大案对江南的文士影响甚大,特别是对于清初江南词坛。众多词人都因奏销案而或被褫革或被调降。面对江山易代和满族统治者的迫害,清初江南词坛的词风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崇尚稼轩风之外,风格悲慨,重真性情。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

在明末清初 ,词坛上存在着一股浓厚的尊柳之风 ,“作者非冶容不言 ,选者非目佻不录”。但到康熙初年 ,词坛风气开始发生蜕变 ,出现了批评冶艳词风和抨击学习柳词的思想倾向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毛先舒。康熙中叶以后 ,柳永词在清代词坛的影响趋于衰退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主张师法南宋 ,试图以姜夔。

清代词论的“尊体”取向

五代两宋以来,词学理论多视词为"诗余""小道"。明代词作,不出花前樽下的小词范围。清代词风为之一变,以道德为承当,以沉雄阔大为气象,各家各派均表现出抬高词体地位的"尊体"取向。云间派认为"词虽小道",但可"羽翼大雅";西泠派以"德业之余"重新界定"诗余"涵义;广陵派盛赞东坡、稼轩词为"天地间至文";阳羡派强调"诗词经史,语无异辙",要求词"入微出厚",有风骚之"志意",继续为苏、辛变体张目;常州派明确提出"尊体"口号,主张"意内言外"、"风雅寄托",崇尚"沉郁"和"重、拙、大",极力推尊辛弃疾;都不约而同地从儒家道德意蕴方面给词注入厚重内涵。浙西派论词"以雅为尚",推尊姜夔、张炎,则侧重从超俗的道家道德方面解脱词的轻薄地位,与上述各派的尊体努力殊途同归。经过清人的努力,词成为一种与诗平起平坐、可以表达崇高主题的诗歌体裁。

陈维崧诗歌对词与散文手法的融汇

陈维崧诗歌融汇了词与诗文的创作手法,在艺术特色上表现为(一)多用赋法,时用散文章法;(二)议论说理;(三)时将词中语汇入诗;(四)词的意境与比兴手法;(五)悲沉、刚健的艺术风格。其原因:一是诗人自身条件使然;二是诗人在审美失范时期,出于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索;三是清初宗宋思潮的影响和启迪。

怀柔文化政策影响下的清初词风嬗变——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中心

清代前期相对宽容的文化政策取得了成效,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朱彝尊诗词风格和文学思想之转变为文化政策影响文学的典型案例。朱彝尊博学鸿词试中第后,前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出入之间的矛盾彷徨不复存在,其学习《乐府补题》所作的咏物词丧失了南宋遗民词的精神内核,远离了比兴寄托传统,其追求的"醇雅"实际上脱离了风雅精神。与浙西词派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维崧和他所开创的阳羡词派。随着文化政策的变化,文风的推移,阳羡词派因词风不合时代精神变化之节拍而逐步走向衰落。

试论陈维崧的词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清词阳羡派的领袖。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他的词不仅以数量之多,而且以雄劲苍凉的豪放风格,在清词坛上独树一帜,清代词学界肯定了他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擅词场、飞扬跋扈。

纳兰性德文艺思想价值论二题

清代前期是我国文艺思想全面总结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美学史上的高峰之一.其间涌现出王夫之、叶燮、王士祯等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大师.大量的诗论、词论、文论、戏论相继问世.在论述的明晰性和体系的完整性方面,许多著作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作为王夫之、叶燮、王士祯的同时代人,纳兰性德以词作名世,甚而得到“国初第一词人”的赞誉.至于他的文艺思想论著,却往往不被人重视.如果考虑纳兰所处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可以说他的文艺思想有独特的价值.如果再考虑他英年早逝,“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付;所欲遂之愿,百有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

试论纳兰词的哀愁

清初,当浙西派和阳羡派在词坛上纵横驰骋的时候,纳兰性德的词以其凄苦冷艳的幽姿开放词坛。时人以其“哀感顽艳”、“婉丽凄清”而感动得“哀乐不知所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今人文学史著作大多认为其词多写个人感慨,离愁别恨,流于感伤,意义不大,主要肯定其清新婉丽流动自然的艺术造诣。的确,打开容若的词集,不难发现他笔端源源涌出的是“愁”是“泪”是“恨”,是“伤心”“惆怅”“憔悴”

论迦陵词的多样化风格及其形成

陈维崧是清初阳羡词派的领袖。他在创作上既不崇尚宗风，又不墨守专家，而是充分地融众体于一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使他的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闪烁不定的崭新艺术效果。

研究和介绍词学理论的学术专刊——《词学》第四、五辑相继面世

由唐圭璋、施蛰有、马兴荣主编的《词学》,第四、五辑已于近日相继面世。《词学》各专栏以“论述”和“文献”为重点。第四、五辑的“论述”部分发表了《况周颐词论管窥》,对况周颐的词学观点。作了充分的研索和阐发。《论阳羡词派》一文从地域、意趣格调、渊源三个方面对被忽略的阳羡派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