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参与对老年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21)混合截面数据的分析

该研究基于2010—2021年7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60~85岁老年人的混合截面数据,运用Ologit回归、工具变量法、KHB模型和交互项调节效应检验等方法对体育锻炼参与影响老年人阶层认同的机制及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1)总体来看,参与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占比约为37.37%,其中,2010~2013年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人数比例不高、但较为稳定;2014年开始,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人数比例逐渐增加。此外,随着社会变迁,阶层认同处于中上层及上层的老年人占比也在逐渐增加。(2)体育锻炼参与对老年人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体育锻炼参与对老年人阶层认同的影响能够通过改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等中介作用来提升其阶层认同。(4)教育程度、房产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体育锻炼参与显著提升了低教育水平老年人的阶层认同,但这种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变迁在逐渐变小;拥有房产也可有效增强体育锻炼参与对老年人阶层认同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增强力度随着时间的变迁也在变小。

智能时代的职业风险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本文从风险视角切入,揭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职业风险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作用机制,厘清了阶层认同风险逻辑与资源逻辑的区别与联系,超越了以往基于资源逻辑的“阶层认同形成理论”。研究发现,智能时代的职业风险具有显著的阶层认同下移效应,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是职业风险影响阶层认同的双重传导机制。资源逻辑对职业风险的阶层认同下移效应具有调节效应,拥有更多资产的劳动者,职业风险对阶层认同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弱;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更高,从而使其阶层认同下移程度更大。本文从风险视角解释了主观阶层认同的下偏现象,同时较好地回应了中等收入群体“低位认同”的“时代之力”,对理解数字经济下社会分层的变化趋势有启发意义。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影响——兼论年龄与户籍异质性

公平感和阶层认同关系着精神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逐年扩大的同时,居民的主观福祉却呈现向下偏移趋势。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参保与否对个体主观福祉的影响,较少分析参保持续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年龄、户籍上的异质性效应。因此,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和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年龄和户籍异质性。研究发现:(1)我国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整体有所降低,青年和农村群体的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均呈下降趋势。(2)从断保状态来看,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断保率为21.9%,以城乡居保断保为主,其中,青年和农村居民的断保率分别高于中老年人群和城镇居民。(3)与连续参保的居民相比,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城乡居保断保的负面影响突出;分人群而言,断保会显著降低青年群体和农村居民的公平感,还会对农村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基本养老保险的高断保率带来的负面效应抵减了参保的福利促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参保率逐年提高的同时,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下降趋势。基于此,提出建议: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断保高发人群的参保政策。

主观阶层认同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主观阶层认同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观阶层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幸福感,其中当前和预期主观阶层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幸福感,过去主观阶层认同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幸福感。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农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控制感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朋友支持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幸福感不仅要关注农民的外部需求,也要关注农民的社会比较心理。

农村贫困治理中低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与变化

主观阶层认同作为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和判断,与个体的机遇、未来前景以及主观福祉等密切相关,然而其在贫困治理中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出发,实证考察了农村低保对低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一差异在精准扶贫干预后所产生的变化,并进一步检验了其中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相比没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获得农村低保救助的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的主观地位感知更低。进一步地,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相比没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低的主观地位感知、更差的主观流动感知。而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并且这一变化在处于主要工作年龄的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显著。未来的农村贫困治理应将低收入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纳为重要考量。

阶层认同变化的结构性动力——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界限APC分析(2008~2019)

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是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并使用界限APC分析法发现:2008~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总体处在“中下”和“中”之间,其间呈现波动上升的历时变化;年龄、时期和世代均具有独立的正向效应,其中世代和年龄效应较为强烈,时期效应表现较弱。阶层认同的提升是结构性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阶层认同研究和APC分析法的使用据此得到补充和启发。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平台经济发展、社会阶层认同与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质量

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非正规就业渐成市场主流,在此背景下该群体就业质量备受关注。为探明平台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基于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工作收入、工作灵活、工作安全、工作压力四个方面构建研究框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平台经济发展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质量,不同就业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阶层认同、多重劳动关系在平台经济发展与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质量之间具有机制作用。基于此,建议从保障非正规就业、关注重点人群、提升相关教育水平、优化就业环境、提升社会认同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与幸福感——来自委托-代理理论和CGSS的证据

所谓“苟不教,性乃迁”,教育自古是引导个人身心发展的有效工具,同样也是国家百年大计之根本。在个人和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幸福感的今天,教育对幸福感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便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文章基于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模型原理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理论上和实证上验证了教育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性,并深入研究了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更强。进一步对不同群体展开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为男性带来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为45岁以下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45岁以上群体;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差异,其为农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群体。并且实证证据表明教育是可以通过阶层认同感来影响幸福感,“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感—幸福感”这一幸福感作用机制成立。以上结论说明,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幸福提升的进程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工作,支持女性及其专项教育事业,关注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环境满意度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阶层认同为中介的实证分析

社会的超流动性加速了人类步入风险社会的时空频谱,使得现代性的环境治理备受关注。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政策场域下,厘清自然环境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生发机制,对政府治理绩效与公众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鉴此,本研究基于CGSS 2017调查数据,以阶层认同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实证分析自然环境满意度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环境满意度和阶层认同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阶层认同在自然环境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城乡间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大于农村。可见,自然环境等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效能的提升能够增益并助推公众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婚姻缔结、家庭财富积累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主观阶层认同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主观阶层认同是阶层集体意识及集体性社会行动的起点。本文认为,主观阶层认同有着内在的群体性特质,而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中天然的实质性共同体,置身于稳定的婚姻家庭共同体与否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际遇,这将导致不同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相比非在婚状态,在婚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明显更高;并且婚姻关系的缔结可以通过家庭收入总量累加与家庭人均收入边际改善两种方式来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即所谓“婚姻缔结—财富积累”中介效应;同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景下,对于处在优势社会经济位置的群体而言,其“婚姻缔结—财富积累”效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婚姻家庭共同体为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提供独特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而婚姻本身的意义也可能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变化,从而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化的机制。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社会资本与女性社会阶层认同——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女性的阶层认同体现了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综合评价,因此探究女性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对分析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建立研究假设,采用CGSS2015数据展开分析。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女性社会阶层认同以中阶层认同为主,高阶层认同和低阶层认同的比重均相对较少;将社会资本操作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会对阶层认同起到明显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在低阶层认同与高阶层认同的女性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而社会规范在女性高阶层认同群体中发挥影响作用;进一步分组群回归分析显示社会资本对女性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在年龄、个人年收入以及户籍状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为提高女性的社会阶层认同,需从构建民间社团网络、加强社会普遍信任建设、引导社会规范形成三个方面入手,培育和发展女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主观阶层认同视角下我国居民体育锻炼分层研究

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差异和机制。研究发现:(1)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参与有显著影响。说明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社会“区隔”;(2)相比较主观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体育锻炼内部结构差异较大。说明相对较高的阶层会利用社会资源去维护和扩大社会“区隔”;(3)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起到主体作用,主观阶层认同起客体作用。说明在体育锻炼的参与上主观阶层认同无法跨越社会“区隔”的事实存在。为此,研究认为:要实现体育锻炼人口的增加的核心视角可能是在体育公平上的实现问题。具体来说要做:(1)提高社会体育锻炼参与度和频率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对“动力论”;(2)要增加“兜底”体育政策的厚度,缩小“结构论”;(3)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减少“主客论”对体育锻炼的影响。

阶层认同、社会态度:居民主观认知下的政治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中维系现代民主、促进基层政府与群众互动沟通的重要命题。本文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样本来自2018年和2021年,分别是11,627人和4683人。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两个主观认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其对居民政治参与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受到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户口、教育程度这些基本人口学因素的显著影响,同时,阶层认同层面上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和社会阶层认知以及社会态度层面上的社会信任感、社会正义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等主观认知因素都在各种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