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与中英早期官方交往——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作为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代表之一,加入了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任中文秘书兼译员。他参与了此次出使的全过程,且表现得比较活跃,在双方的语言沟通和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礼逊坚持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平等原则,反对英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在那个时代英国人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诸多评议中,他把问题抬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上。

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眼中的清代江苏运河

1816年,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再次来华。使团在江苏运河沿岸地区停留16天,在其相关日志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江苏运河城镇、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对研究清代江苏运河史和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

鸦片战争前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在华情报活动

鸦片战争前,为了在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下评估中国的实力,不少西方国家利用外交使团在华开展情报活动。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英国于1816年派遣了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阿美士德使团依靠周密的准备以及清政府薄弱的反情报意识,主要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侦察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岸防、地理、水文和气象情况,搜集了关于清军布防和实力的情报,完成了对清朝基本情况的摸底,成功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活动还为英国侵华奠定了舆论基础,改变了中英关系的走向,影响了鸦片战争的结局,进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时它也凸显了情报谋略在国家安全和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眼中的清代山东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之一。1816年,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来华。由于双方在礼仪、贸易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该使团此次出使宣告失败。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并于澳门登船返回英国。使团共在山东境内停留16天,在使团成员的相关日志中,留下了许多有关清代山东运河风情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记载和描述为后人研究清代山东运河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眼中的清代淮安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1816年,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来华。由于在礼仪、贸易等问题上,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此次出使宣告失败。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并于澳门登船返回英国。使团于1816年10月6日由宿迁众兴集进入淮安境内,至10月9日,由宝应县进入扬州境内,共在淮安境内停留四天。淮安运河沿岸的城镇乡村、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给使团成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使团成员相关日志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淮安运河风情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记载和描述为我们研究清代淮安运河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眼中的大运河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曾两次派遣外交使团来中国访问,一次是1793年抵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另一次就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由于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最终清政府取消了阿美士德使团的觐见,但准许其沿大运河南下至广州,由澳门乘船返回国内。

阿美士德使团日志中的扬州印象——兼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扬州印象比较

从西方现代社会的观察者出发,以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发展的英国为参照,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发达地区——扬州的印象基调是灰暗的,从中可以管窥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中国观:古老的中国文明已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从中世纪欧洲商业社会的观察者出发,以商业社会的威尼斯为参照,马可·波罗扬州印象的基调是亮丽的,由此可以管窥马可·波罗的中国观:中国文明处于较快发展的状态。受时代、国情和个人经历的影响,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中国的贬损、马可·波罗对元代中国的溢美未必等于客观事实本身,但不同的中国观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礼逊:阿美士德使团不情愿的译员

作为使团主要译员,马礼逊在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来华使团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肩负使团大部分的传译和文书翻译工作。不过,自始至终马礼逊并不情愿参加使团,且从不认为使团能取得什么成果。本文通过梳理马礼逊在参加使团前后所写的信件及其他相关文献,分析马礼逊不愿意参加使团的原因。

从《东方造园论》和英国早期使团的中国园林书写看中国形象的变迁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英中交流的渐进发展,中国形象在英国的接受历经重要变迁,以往欧洲传教士所塑造的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形象在英国旅华游记中不断被消解。中国园林是既往书写里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元素,也是英国旅华游记对中国形象的消解中最晚涉及的部分。探究中国园林形象在这些记录中的变迁,可以窥见英国社会对清朝态度的微妙而复杂的转变,该变化是由英国在此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想象以及英国身份意识的不断高涨所推动的。

阿美士德使团在辽东半岛活动考

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系英国政府遣华的第二批使团,虽因'礼仪之争'与嘉庆帝失之交臂,但却利用访问便利大肆收集中国地理情报、测绘领海海图,为后续的鸦片战争创造了条件。该事件虽然早于1840年,但却与后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关系甚密。也是大连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与西方国家接触。对西方列强首次染指辽东半岛的深入研考,有助于对历史转弯处的中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为大连城市涉外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英国的全球战略与澳门——以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为中心

19世纪初,英国政府派出阿美士德使团前来中国,希图通过外交渠道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中英贸易冲突,扩大对华贸易。澳门作为当时中西交往的前沿阵地,在此次英国使团的准备和使华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多种不同的作用。围绕澳门所发生的中英交涉深刻体现出在以西方势力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初期,西方游戏规则并非处处适用,澳门在中国外交体制从"华夷之辨"到所谓"平等外交"的艰难转变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耐人寻味的。

马礼逊在华外交活动述论

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以中文秘书兼翻译身份,参与中英交往与交涉事务,对中英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一生,也得到公司对其在华事业的庇荫与赞助,他在华事业的辉煌实与东印度公司密不可分。马礼逊的在华外交活动,说明即使身为传教士他仍具有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一面。

小斯当东与英使访华“礼仪之争”

清代乾嘉时期,英国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中英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英使是否当行中国的"三跪九叩"之礼,也即所谓"礼仪之争"。小斯当东在两个使团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美士德使团,面对当时使团内部对于行礼的意义和限度的分歧,他坚持己见,最终成功说服阿美士德拒绝行礼。通过细读小斯当东不同时期的文本,并与其他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文本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小斯当东对叩头礼的态度关涉诸多因素,他标榜的"个人经验"和"国家荣誉"有其潜文本,而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贵族身份和事业规划亦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