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共同民族灵魂的思想家,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在克服18世纪启蒙规划所形成的理性自明性层面,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继承了反思现代性的珍贵遗产。舍斯托夫关注伦理问题,认为康德的理性自律的伦理观不足以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中隔绝了超验维度,此时他将目光再次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借鉴的同时,舍斯托夫也因时代和思想体系等原因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梅尼普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文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一种独特的体裁形式,该体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梅尼普体。本文将对梅尼普体的形成以及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同时进一步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梅尼普体特征,以求深入理解其创作理念和审美追求。

论路翎的《谷》──兼及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谷》中的印痕

论路翎的《谷》──兼及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谷》中的印痕李春林，臧恩钰路翎是一位善于解剖人的灵魂、尤其是知识分子灵魂的心理描写大师。他完成于１９４５年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被胡风认为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

原始回归与人性超越——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人。他认为人性具有两极:一极指向原始性的回归,一极指向创造性的发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形象地将人分为四类:在原始回归之路上疯狂、在双重人格中异化、在创造性发展中涅 、在神性关照下超越。在他看来,疯狂与异化的根源在于信仰的虚无与上帝的缺席导致了恶的本能的回归与膨胀。他认为人性的超越必须建立在神性关照的基础上,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视觉艺术形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形态上存在着对其他门类艺术的兼融、借鉴乃至潜移倾向。本文着重分析绘画手段在其创作中的运用。这包括明暗光影的配置、形与色的构图效果、色彩、空气、光的表现，以及绘画主题与作品主题的沟通契合。本文认为这一倾向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复杂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互为观照。惟其如此，方能传达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广内容。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孤独意识与对话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运用对话艺术，精确地反映出异化个体的沉重的孤独意识，穷形尽相地表现了他们与他人、与自我的对话的过程及其结果，拓宽深化了文学的表现层面，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维空间 明暗光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人格和审美意象

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独特的精神人格和审美意象,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瞩目。在其作品所呈现的阴沉、肃杀的审美意象中,无处不笼罩着伦勃朗绘画般的明暗光影。这种光暗反差不仅渲染成陀氏作品的主要基调,同时也反射了他内在精神人格的社会折光。对于人生意蕴的领悟和宗教哲学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病态的灰色意象在其作品及自身的精神人格中展示的。因而,只有对作家一生坎坷经历的探求,我们才可能对其精神人格和创作意象做更深刻的解读。在这种解读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触摸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的生命搏动以及他对生命的领悟和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拒绝与认同——论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

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不仅是康拉德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英俄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康拉德对陀氏与俄国的拒斥除了有个人经历上的心理动因以外,也与爱德华时代英国国内的某种保守主义文化语境有着潜在的关联。在康拉德的审美视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代表了心理世界中的情感两极,从前者身上折射出的是康拉德对“俄国性”的强烈反感,从后者身上映照出的是康拉德对西方文化模式与道德政治模式的精神认同。对于康拉德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个最难对付的敌手,也是一面镜子和一个秘密的分享者。

堕落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介新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原型形象中 ,女性人物是深具文化意蕴的一类。依照弗莱的理论 ,她们可归入“中介新娘”原型。中介新娘是堕落的 ,但并不邪恶 ,她们“爱多”

苦难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受难”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残酷的天才,《白痴》体现了他对描写苦难的一如既往的偏爱。《白痴》隐含着"基督受难"的原型,梅思金就是基督化身的十全十美的人。苦难因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梅思金"成圣"必须经历的考验。小说的悲剧结局,一如耶稣之死,实为救赎的开始,而梅思金就是"牺牲于当下的一颗未来的种子"。

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近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伟大”的作家 ,他们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由于鲁迅和陀氏创作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性 ,使得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本文将他们置于“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愚

在圣愚文化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问题的追问与回答便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他在坚守正教的同时,也探索了圣愚的解救模式,即,通过外在的质询回归基督信仰,视苦难为走向意义与天国之道,舍弃知识与理性达到最终的救赎。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及其现代性

归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特色,对其类型进行划分,发掘这些形象所具备的现代性因素,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性所在。

经典的深度与品读的维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谈起

对经典文本持有不同的视界,便会获得不同的品读维度。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文本为谈论经典蕴含上的深度与品读上的维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力作就是具有深厚蕴含而能召唤多维度品读的文本范例。《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艺术形象的价值蕴含,堪称是有深度的:这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能量敏于思考敢于挑战的现代个性:一个致力于跨越"异化"的生存法则与不人道的现实社会价值标准的反抗者;一个在对社会的超越中也超越了自身崇高理想而遭遇失落的悲剧主人公;一个在各种意识的聚变中始终不懈地探求着超越的理想途径即完全人道主义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探索者。反抗、失落、探索犹如三个"声部"彼此交织,构成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个"人物形象的美学内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评论史综述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自从1864年问世以来,各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就层出不穷。纵览不同的批评,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更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嬗变。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兼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

本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物质决定论者对立的角度评价了陀氏的“现实主义”,重点分析了陀氏的现实主义所涵盖的心理内容 ,包括二重人格、心理分析、下意识和梦等 ;同时指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忽视了陀氏的价值立场 ,即其宗教信仰。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角度看 ,陀氏对物质决定论的抗议为人类选择生存方式 ,寻求个体的生存意义 ,留出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