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其运行模式与制度建构已然成熟,条件的制定路径与考察标准均有明确规定。然而,其囿于适用范围狭窄的窠臼,难以回应轻罪治理背景下日益扩张的犯罪圈与日趋繁重的案件冗余。如今正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前夕,从立法上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扩张适用于成年人的轻罪案件中,做好程序出罪与庭前分流,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与坚实的理论基础。文章从轻罪治理的背景出发,以当前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政策应对、司法需求与域外考察等为切入点,探讨并论述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入法的理论基础与重要意义。

论刑事诉讼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

刑事诉讼制度如何有效治理轻罪,是我国助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改革议题。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推进轻罪治理,需要建立起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附条件不起诉能够推动轻罪治理的预防性转向、提供轻罪治理的预防性激励,以及引导轻罪治理的预防性控制。作为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的中心,附条件不起诉应当遵循适用条件明确、项目设置突出矫治价值、监督考察程序健全的基本范式。随着实践与理论的推进,可以在未成年人案件、醉驾类案件、“超市盗”类案件等轻罪场景中进一步探索完善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激发其实现轻罪预防性治理的活力。

法院融入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其路径刍议

我国《宪法》对司法职权配置的指引和大陆法系司法权能的内涵都表明了我国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的有限性。从“严惩个人”和合规激励的角度出发,不应以刑罚轻重限制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在此背景下,需要法院参与其中来平衡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异化。结合现有刑事法律探究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以罪名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法院参与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临界点;秉持社会公众利益和民营企业保护并重,设立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问题及改善进路——以同酌定不起诉的关系为视角

如何精准把握在不同情况下选择适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抑或是酌定不起诉,不仅在学界颇有争议,更是困扰基层检察机关的适用难题。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概念界定不明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畴存在重合、适用优先级缺乏明确标准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为更好发挥两者各自的制度优势,以交叉圆为模型图,确定二者的适用界限,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以犯罪情节、罪名以及设置监督考察的必要性为考量标准来明确二者在实践中的适用界限及优先级关系。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之问题检视与完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为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审前转处与非犯罪化处置提供了路径,而监督考察成为教育矫治涉罪未成年人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出现监督考察主体多元但缺乏专职性、附带条件缺乏科学性及针对性、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及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基于多方社会主体参与互动的过程,附带条件的应有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监督考察的实际效果。因此,通过对监督考察的实践内容进行考察,理顺监督考察各方主体的职责以确保其专职性,同时设定更为专业、更具有针对性的附带条件,并在国家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以实现监督考察的核心目的,顺利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

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模式化重构

相对于西方法治国家而言,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窄,实施效果也不甚理想。结合实证研究与借鉴域外经验,在扩大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予以区分,并在制度构建上遵循不同的理论基础与立法目的,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普通附条件不起诉的模式划分,并在各自模式下提出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措施。

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轻罪治理时代,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而出罪模式有限,刑事规范和政策调控对醉驾犯罪惩治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从正当性角度出发,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契合法律理念并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撑;在实践探索方面,各地区近年来对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所尝试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模式,实质上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未来应发挥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优势,探索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体系。我国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从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明确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科学设置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机制,加强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相关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讨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重要抓手,可结合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经验,构建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完善该项制度。

浅论民营企业合规发展视野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企业合规治理是党的二十大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节约司法资源、实现高质量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法治建设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民营企业发展相衔接成为当下的研究重点。因此,文章认为,在涉案民营企业中应充分适用以检察机关牵头、多部门协调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针对民营企业的涉案处理方式也不应当再继续适用之前粗犷式的“一刀切”做法,而更应当在司法领域探求解决路径。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研究——以青海地区为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促进其健康成长和重新融入社会。本文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该项制度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

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制度建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涉罪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矫治、复归社会提供通道,而教育矫治的效果有赖于家庭功能的实现。当前,家庭教育指导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尚未完全起到同向发力的作用,应在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充分利用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强化监护监督,督促监护人增强监护意识、提升监护能力。为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精细化程度,可从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两大维度着手,将涉案家庭评定为低、中、高风险,针对不同层级的风险家庭辅以相应的指导策略和方法,并行推进对监护人的督促履职与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治帮教,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和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叠加效应,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实现其重回社会的长远目标。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完善

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角度出发,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刑罚谦抑性的体现,具有程序分流的作用,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犯罪嫌疑人的改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功效。但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条件规定过于简单、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帮教人员较为片面等问题。因此,通过借鉴国外立法例以及在结合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建议尤为重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在扩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考察帮教人员等方面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适用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内容,这一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有必要对这一制度细化。如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及程序、适用中的补正问题、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辨析、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和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应加以完善和明确。

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完善研究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在相关条款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细化,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例如在适用条件、考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应加以完善。

论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轻罪非犯罪化处理的一种起诉替代措施,具有有效化解刑事纠纷、实现审前程序分流的功能。德国、我国澳门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完全意义上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我国增设该制度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应当借鉴域外的共同作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的体系性适用

作为特别程序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应予以明确,注意其与其他相似程序的界限,以保障刑事诉讼程序在体系上的自洽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体系以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起诉的递进式适用为宜。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的冲突解决与衔接适用也是保障其体系性适用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