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化托命”说的用典及义蕴问题

陈寅恪的“文化托命”说为“今典”之运用。典出于两方面,一是王国维的论述,二是《学衡》所载的白璧德译文。前者为“中典”,后者为“西典”。陈寅恪的“文化托命”说,乃是在这二者的基础上“接着讲”“借着讲”。在陈寅恪的用典中,语境范围宏阔且深邃,“中典”“西典”打成一片,直通“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及“关天意”之论,在中西沟通的旨趣下,表达出“斯文不坠”的义蕴。

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兼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钱谦益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被捕,关进京城刑部狱,在狱中作《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他选择苏轼《狱中寄子由》的第二首和韵并在小序中转换诗题,是为了赠诗给柳如是,且其中还隐含他以苏轼自比而诉说冤屈的意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将这组诗的写作背景误以为是钱氏因黄毓祺案牵连而被关进南京狱,从而造成一系列失考。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多从外证考辨,如从这六首诗出发,则可更加明晰钱氏被关押的地点以及柳如是暂居之地与生辰等问题。陈寅恪又在这组诗中挖掘出钱氏“思念故国,讽刺清朝”之意,但是钱氏此时明显还是寄希望于清朝的当权者为自己洗刷冤屈。在钱氏后来的回忆写作中,他对丁亥年被捕事,又产生新的态度与感情。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可以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及明清诗文研究的现状做出一定的反思。

陈寅恪的“遐思”与“旧梦”——一个被遮蔽的钱谦益

《柳如是别传》以柳氏命名,流布近六十载。陈寅恪在书中不止一次故作抑扬之词,称钱谦益不是本书主角,以掩饰钱谦益作为核心章节“复明运动”真正主角的事实,实有待发覆。陈寅恪自认为与钱谦益之间有着特别的因缘,对其也存有强烈的身世类同感与学术、文化认同感。他自言于昆明得钱氏故园红豆之后“重读钱集”,“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是明确指向了钱氏本人。此外,《陈寅恪集》中三次出现的“夏五”一词至为关键,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柳如是别传》中“红豆”意象的重要性——它不仅牵引全书结构、寄托情感,且《咏红豆并序》与《题〈有学集〉并序》一并构成全书的著述之眼,但“红豆”意象却须与“夏五”合观,才足以挖掘出它对于“陈寅恪—钱谦益”心史对应性的核心内涵。“夏五”一词实为陈寅恪有意留下的破译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真实意图的暗码。

探寻中古宗教的历史语境——读邓广铭先生听陈寅恪“天师道”课笔记

本文以1939年邓广铭在昆明听陈寅恪讲天师道课的笔记为例,讨论有关道教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从学术史角度讨论如何理解陈寅恪对中古宗教史中滨海地域、外来文化以及“汉化”现象的猜测和分析。其次,指明陈寅恪中古宗教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天师道的具体历史问题,而在于提示中古史研究的大关节。最后,通过这份课程笔记中的两句话,重新理解陈寅恪为何如此重视道教在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史中的意义。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侯外庐怎样评价陈寅恪?——基于历史观的探讨

侯外庐一生很少提及陈寅恪的名字,但在字里行间对其史学有所批评,集中表现在魏晋之间的矛盾本质、“阶级”的含义、历史发展的基础、如何看待门阀士族等问题上。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分歧,而这一分歧所反映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说明历史观是史学的灵魂,这一问题不应该被回避。

陈寅恪与《论语》三则

从儒家经典的视角切入,探讨陈寅恪的学术脉络是一件有意义的研究工作。陈寅恪的学行和《论语》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关联,主要体现在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表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提倡以“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为中国近代过渡时期的道德参照,并以之作为一种史观融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特举“有教无类”以烛照和发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陈寅恪对《论语》人文价值的现代阐发,为当下进一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十二点质疑(上)

本文是对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十二点质疑的前半部分。第一,我国有没有通论典章制度渊源流变之专书?陈寅恪先生说“迄鲜”,本文认为不是“迄鲜”,而是有两部,即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二,前后两个朝代典章制度传授关系的正确表述是“因袭”还是“损益”?第三,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三源”说能称作“隋唐制度渊源”吗?第四,陈寅恪先生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主要参考书,有两个关乎全书成败的重大缺失。第五,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的开场白文不对题,他竟然不知道这个开场白受到了朱熹等三家的批驳。第六,陈寅恪先生对唐代《贞观礼》的消极评价值得质疑,陈寅恪先生研究《大唐开元礼》的方法违背学术规范,其结论可疑。第七,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中称“唐代官制与《周官》绝无干涉”的断言违背事实。

陈寅恪的目盲之痛与学术之光

目盲是陈寅恪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不幸。早年的读书过勤、中年的流离艰辛以及有限的医疗条件等多种原因,导致陈寅恪最终失去光明。他一度陷入生活不能自理,学术难以为继,内心极为痛苦的处境。目盲状态下,陈寅恪虽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写作方式发生变化,学术事业留下不少遗憾。目盲给陈寅恪身心带来的深切痛苦,以及对学术研究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虽然眼里的光熄灭了,但陈寅恪的学术之光依旧耀眼夺目。

陳寅恪論及敦煌文獻雜記--以利用徑路爲中心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县)人,生於長沙,成長於南昌和南京。年輕時曾赴歐美等地留學,民國十五年(1926)受聘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有諸多論著問世①。陳寅恪作爲20世紀中國極具代表性的歷史學家,其影響力之大至今不言而喻。他的學問精深,不僅在於他通透的歷史洞察力,還有他超乎常人的博學多識。這一點表現最爲明顯的是其在著述中對新材料的廣泛搜集。陳寅恪的前期研究以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爲主,在那些所謂的“新材料”中,“敦煌文獻”也占有重要地位。

学术遗民情结的两代诗证——从《陈寅恪诗集》到钱锺书《槐聚诗存》

在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钱锺书属辉映中国学术苍穹的双子星座,谁也无法遮住其光芒。若置于"学术遗民情结"一案,他们之间则有更多、更耐人寻味的可比性,即他们的思想轨迹皆含有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能干什么"→"我将怎样"这串排列。具体来看,陈寅恪"遗民情结"诗链由"文化神州"→"桃花梦船"→"艳魄可招"→"一榻萧然"四环相衔而成;钱锺书"遗民情结"诗链则由"吾甘殉学"→"梦里故园"→"违俗别蹊"→"桃李不知"相衔而成。

谈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读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渊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可以说,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与评判,是一种通识理性的观点,也是一种研究中外文化的方法,对它的理解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本文通过一系列诗学文献材料的分析,发现在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这一桩至今未被人揭示的诗学公案,其意义绝无半点流俗恩怨,而是包含着本世纪诗学研究史中学术方法与趋向的重大信息,透过它可以看出本世纪诗学学术史中诗史派与理论派互为消长、主导潮流的关系,以及两派形成各自诗学范式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 ,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 ,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 ,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 ,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史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 ,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 ,那就是兰克史学。

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史意义,只有置之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时的国际学术特别是东洋与西洋"东方学"("东洋学")及"中国学"的大趋势中,才能够得到深入理解。晚清民初即陈寅恪先生进入学术世界前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历史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的新趋势,现代中国学术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同时在西洋与东洋的"东方学"("东洋学")或"中国学"的刺激下,才出现了巨大变化。陈寅恪与他的学术同行,不仅在学术上能够"预流",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也站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促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重视新问题、发掘新资料、探索新领域,突破传统汉族中国历史空间,呈现出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新取向。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华佗传》《曹冲传》疏证——关于陈寅恪运用比较方法的一项检讨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是陈寅恪早年运用比较方法、从事比较之学研究所获得的一项成果,其结论和方法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结合早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察发现:(1)华之称华佗,乃出于其善治“虫”,而非天竺语“agada”之省译;(2)麻沸散的发明权在中国,中国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传承有道;(3)华佗事迹有附益先秦文挚之事者,此乃其原型所在,且早于印度神医耆域故事;(4)曹冲称象之法,中国先秦恐已有成例可寻。在从事比较研究时,中外比较固然重要,古今比较亦不可偏废。

陈寅恪的陶渊明研究述论

本文对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方法和结论作了分析 ,指出其失误之处 ,并提出作者对陶渊明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