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与评价

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其前提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做准确测度。文章针对现有隐性债务风险度量方式的不足,构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模式,并实证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然后以测度结果为依据,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基于因子分析法开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呈递增态势,且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的省际离散程度相对最高;最后提出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四项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2—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作用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配置水平发挥了中介效应,且两者联合作用的中介效应强于各自单独作用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基于2013—2021年我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而且由于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也产生了抑制作用;财政透明度在数字金融降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过程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有抑制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增加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的抑制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缓解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新的政策施力方向。

XOD模式价值实现机制及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探讨——以水安全保障导向的开发(WOD)模式为例

当前,单一靠财政投入已远不能满足城乡建设发展的需要,XOD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项目组合实施方式应运而生。XOD的核心机理是“增肥哺瘦”,需要通过组合投资、溢价回收、协同增效3大机制和关联关系、一体开发、自求平衡3大原则来实现。实施WOD项目通常需要经过5大阶段。通过分析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发现WOD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如操作不当,也会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通过优化WOD运行条件、依法合规实施项目、构建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等措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WOD项目的隐性债务风险。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路径探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从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现状,提出了防范与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路径,以期为地方政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隐性债务风险监管与化解

文章旨在研究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之间的隐性债务风险监管与化解问题。首先,通过对隐性债务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存在的隐性债务风险。其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总结了目前隐性债务风险监管与化解的主要方法和措施。最后,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监管与化解框架,包括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等。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某地方政府与某平台公司的合作案例为例,分析了该案例中存在的隐性债务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与化解策略与建议,对于在实践中加强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研究——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环境治理PPP项目财政资金风险的重要源头,识别其风险因素迫在眉睫。结合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构成、特征及现状,厘清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5个维度根源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因素及关键致因链。研究表明,新增债务率、财政收支变动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率等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形成的关键敏感因素;债务依存度—新增债务率—隐性债务风险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增加的最大致因链;新增债务率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产生的根源因素。从规范财政管理体制,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方面提出源头防控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空间溢出与政策效应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可能。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靶向性和跨时空配置金融资源等特性使其成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影响、调节效应和政策效应可以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下得到明显地缓释效应,同时邻近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会进一步降低本地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缓释作用还受到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以财政分权和政府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差异能够正向调节其缓释作用;此外,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金融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其缓释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政策效应呈逐年减弱趋势。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来自城投债盈余信息有效性的证据

从债券市场有效性的视角,研究了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利于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首先,在利用正交分解法剥离出“政府隐性担保”信息的基础上,有效证实了“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隐性担保降低→债券市场有效性增强(1)”的作用路径。其次,上述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具体是通过减轻城投公司的政策性负担和经营性亏损来实现的。研究发现,在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政府隐性担保、提高城投债盈余信息有效性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基于风险网络视角的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及风险外溢效应加剧了诱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基于风险网络视角,采用LASSO-VAR模型构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分别从全国、经济区域与省际层面探讨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截面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效应显著存在,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特性”,风险溢出水平较高省份,其风险溢入水平也较高,反之则较低;第二,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风险溢出水平依次降低,风险溢入水平则呈现为中西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依次减弱;第三,重大事件期间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水平会出现提升。因此,需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与区域关联特征,进一步完善隐性债务风险的管理体系与外溢监管机制,并结合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特点与重大突发事件特征,施行差异化管控机制、落实分域防控与跨域合作,以有效阻隔外部风险的冲击,高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金融官员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抑制还是提升——来自28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基于机器学习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先导预警模型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触发点,为了防范隐性债务风险,文章构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先导预警模型。使用修正的KMV模型测度隐性债务违约概率,依据违约概率设计预警模型输出指标,构建了包含17个指标的输入指标体系,使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对预警模型进行训练,选取最优方法构建先导预警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使用随机森林方法可训练出最优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先导预警模型,其准确率在91.94%~99.35%,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和先导预警性。预警模型输入指标体系不仅可以预测隐性债务绝对风险等级,还可以预测隐性债务风险动态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来源于隐性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而非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弱化,其中以城投债、PPP项目以及地方国有企业的相关指标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预测能力最强。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理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视角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本文运用COSO内部控制理论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立足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内部控制的五大核心要素,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阐释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管理路径,以期为防范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风险管理路径,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

债务限额、税收自主权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债务限额管理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是目前相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债务限额没有起到约束隐性债务增长的作用,且债务限额空间减少会加剧隐性债务风险扩张。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提高税收自主权会减弱债务限额的不利影响。以地方官员集体决策制度(省级党委常委会)衡量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债务限额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中央下派常委比例高的地区更小。进一步对债务限额进行细分研究发现,地方债置换和新增债券发行对隐性债务风险有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需要将债务限额制度、官员行为、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实现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目标。

PPP项目隐性债务风险审计架构应用分析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工作合作开发具有公益性质项目的有效模式之一,但是,PPP项目由于职责权限划分不清晰、政府监管缺失和地方政府官员过于追求政绩等因素,一旦出现问题或PPP项目失败,政府兜底由财政支出承担风险的可能性极高,因而政府在PPP项目中承担了较多的隐性债务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专门针对PPP项目隐性债务风险的审计架构,以D区BGH河道治理工程PPP项目为例进行具体应用,借此发现审计存在的不足之处,以期为其他PPP项目的应用提供一定借鉴作用。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理与化解

近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和风险不断上升,中央多次强调要防范化解隐性债务及其风险。根据对现有文献和统计数据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包括规模风险、偿债风险及管理风险。然而,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地方公共事业发展需要与地方财力之间的缺口客观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金融体系联系密切的背景下,单纯阻断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不仅影响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还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应坚持中央打开正门的基本思路,以地方政府市政收益债券制度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市政收益债券制度应明确市政收益债务制度的债务债权双方权责、信息透明,应明确市政收益债券准入门槛以及偿还机制。

PPP模式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研究

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型融资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但其在实践中存在违规操作和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隐性债务风险的出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成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加快加深对PPP模式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机理和风险防范等的学术研究,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和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文章对PPP模式中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措施。

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思考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鉴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包括地方政府担保债务和救助债务、新增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各种替代性融资方案在内的隐性债务风险,值得高度警惕。未来应以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重点,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借贷冲动。

我国PPP模式异化及其隐性债务风险研究

在当前PPP模式推广应用热潮下,PPP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异化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认识上的不足以及宏观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PPP模式出现三种异化现象:向新的融资平台演化、模式滥用、“公公合作”。这些异化现象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我国PPP模式制度设计的初衷,在经济社会中隐藏着较大的隐性债务风险。对此,文章提出相关的应对措施,以期防止PPP模式的进一步异化,并遏制隐性债务风险的增长。

期限错配、影子银行利率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本文基于2011—2019年地方融资平台数据和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估算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考察了期限错配、影子银行利率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的隐性债务风险均呈上升态势,并且西部地区风险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提高会显著增加隐性债务风险,影子银行利率的上升会降低隐性债务风险,并且影子银行利率的上升会强化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类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结合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地方政府在持续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同时,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大财税改革以及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