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度”的把握

在电视新闻采访中,有时受现实条件约束,需要采取隐性采访,从而让大众知悉新闻事件本貌,也可提高舆论监督水平。但是,电视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活动中,要把握一定的“度”,从而保证隐性采访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进而要求新闻记者具有更强的专业能力,可有效突破隐性采访“度”的把握难点。基于此,本文将围绕电视新闻隐性采访展开分析,梳理隐性采访中“度”的把握难点,以及新闻记者的采访原则,最后提出几点隐性采访中的实施意见,以供参考。

隐性采访和体验式采访的界定

研究“体验式采访”是否值得提倡,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是对隐性采访和体验式采访进行界定。 新闻采访有多种方法,以记者在采访中是否暴露身份来分,就有公开采访(Open Interviewing)和隐蔽采访(Secretive Interviewing)两大类。所谓隐蔽采访(又叫隐性采访),是指记者有意识地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真实的采访目的的采访方法。 在界定“隐性采访”的基本含义时。

隐性采访的合法界限

中国的隐性采访虽是新生事物,却越来越普遍。在驳斥“隐性采访否定论”的基础上论证了新闻媒体有权进行隐性采访,前提是没有超出法定界限,没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在驳斥“采访权优先论”的基础上论证了采访权与其他各种权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其他权利的特殊地位;最后从采访的场所、采访内容、采访方式及采访材料的处理等四个方面给出了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自我约束的参照条件,使其始终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

在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中,隐性采访作为记者用于获得真实性新闻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隐性采访的合法性以及隐性采访资料的证据效力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完善立法,规范隐性采访。

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困惑

隐性采访是近年来受到新闻记者普遍青睐的新闻采访形式。由于通过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具有形式的新颖多样、内容的新鲜独特等特点而受到受众的欢迎,成为大众传媒经常采用的新闻样式。但由于相关法规的缺乏,新闻记者在开展隐性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诸多法律困惑:通过隐性采访采获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法庭合法证据使用,隐性采访实施过程中是否可以采用引诱手段,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时如何隐身等等。在没有专门法规定的情况下,探讨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开展隐性采访的方法和途径,对于隐性采访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隐性采访:从概念规范开始——兼与郭镇之教授商榷

近年来，随着隐性采访在新闻业界的广泛使用，对这种采访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不断出现。理论研究的大量介入，对于规范这种包含大量争议的采访实践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隐性采访本身的复杂性，使关于隐性采访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而对概念的规范，无疑是使研究走向科学和深入的基础。

法律和道德视野下隐性采访的双重考量

有关"窃听门"事件的阴霾并没有散尽,隐性采访在当前中国业界也有泛滥之势,甚至处于无序与失控的状态。依据记者采访行为涉入性质程度的不同,隐性采访大体上可分为三类:观众旁观式、演员冒充式、导演诱惑式。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法律对隐性采访既没有禁止,也没有授权,但从职业伦理道德看,颇遭公众诟病。不可能禁止媒体使用隐性采访,但必须更严谨、更规范,建构良好的隐性采访机制,促使媒体向良性方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对那些公开手段无法获得的信息,必须审视是否具有极强的公众利益,同时,媒体内部建立健全隐性采访的审批机制。

我国大众传媒隐性采访的法律与道德问题研究

大众传播伴随着社会转型,必然面临大量需要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民生事务。作为一种能有效还原真相的采访手段,隐性采访以其特殊的优势受到了大众传播从业人员和受众的广泛青睐。然而,由于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的采访特性大相径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很容易引发一些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大众传播从业者应在坚持新闻真实原则基础上,注意规避法律禁区,在隐性采访中趋利避害,恪守大众传播职业道德,从而推进大众传播事业法治规范化进程。

隐性采访与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法律规制

隐性采访主要有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隐性采访方式的选择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记者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采取不同的采访形式。法制新闻报道中运用隐性采访应该严格掌握采访场所和范围,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德。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注意身份的法律限制,注意采访器材的法律限制等。同时,隐性采访不能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而损害公众的利益,放任违法行为的发生或以身试法。

隐性采访与记者的角色冲突

隐性采访,按照笔者的理解,是记者隐去职业身份而进行的一种采访方式,即以非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基于这一定义,加上对于近年来大量隐性采访案例的分析,笔者发现,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角色冲突现象,下面,试对隐性采访中记者角色冲突的表现与规避方法进行一番探讨.

质疑隐性采访的道德性与合法性

从新闻实践来看,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方式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因而成为媒介普遍采用的采访手段。但是其隐瞒身份和采访意图的做法,以及隐性采访的无度滥用,导致了许多关于其道德性与合法性的争论。本文通过对隐性采访的道德性与合法性的探讨,以及对隐性采访所引发的新闻侵权纠纷的分析,提出新闻媒介应慎用隐性采访的建议。

解读隐性采访的运作空间

隐性采访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主要曝光手段 ,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法律定位的不确定 ,其常处在掌声和喝斥的尴尬境地。而此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 ,对新闻界有何意义 ?本文拟从法律、新闻、道德等各方面对其进行界定。此中 ,解读是方法 ,更是内容。

智媒时代隐性采访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智媒体所独有的技术优势更新了隐性采访的手段和方式,而智媒体的三个重要元素赋予了隐性采访新的优势,即:新闻采集技术的智能化、新闻采集过程的伦理化、新闻采集成果的智库化。但是,我们应当觉察到,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的隐性采访可能侵害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自决权,对此法律风险的防范策略是:实现软法和硬法的共治、提高新闻记者的法治素养与媒介素养、坚持比例原则。

隐性采访的泛化、危害及其规范化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采访方式备受记者青睐,但目前出现了泛化现象,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或假扮身份、或滥用职务之便、或利用隐性采访进行"诱导"活动、或流于形式等。这些现象在法律、道德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造成了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对此,本文从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新闻法规,增强公众法律意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注重人文关怀等方面提出解决性对策,以期使广大新闻工作者能正确使用隐性采访,使隐性采访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隐性采访及其负面效应

何为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是新闻学上的一个概念．是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的。隐性采访在新闻界的实践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仅就采访行为的具体称呼上．相当长时间以来也是众说纷纭：暗访、私访、微服私访、秘密采访、偷拍偷录、隐匿采访、隐形采访……所有这些，都曾经是对隐性采访不同的称谓。目前，虽说隐性采访已成为新闻界广泛采用的一种采访手段和秘密武器，但是理论界给其的明确定义并不多，尤其以下面几个定义具有代表性。

我国隐性采访的法律规范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有关新闻传播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宪法、专门法和众多的行政法规中。由于相关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笼统和模糊,缺乏针对性,不少新闻从业者在具体职业行为中并不清楚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禁区，对法律规定缺乏系统和全面的把握，有可能因不熟悉相关规定而触犯法律法规。比如，我国目前《民法通则》和一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公民的名誉权、

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保护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它是显性采访的必要补充,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舆论监督的必要手段。但是隐性采访不得侵犯隐私权,不得逾越一定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