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的跨境电商:非市场因素、物流瓶颈与集聚动力——基于“义乌商圈”300家企业的问卷分析

疫情作为突发的非市场因素,对于义乌商圈跨境电商的影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疫情影响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客体,即非市场因素对小商品跨境电商市场供需的冲击,造成了跨境电商产业整体业绩短期内的急剧下滑。疫情影响也使得跨境电商模式的优势与瓶颈更为凸显,基于电商平台的信息流处理能力是显著优势,而物流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成为限制供应链的瓶颈。嵌生于专业市场的跨境电商产业集群,是商品集聚引致的地理集聚。义乌商圈的集聚动力系统性显著,因而商业生态模式的复制成本较高,跨境电商群体回归风险较低。

海南省村镇空间集聚动力研究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村镇空间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镇空间越来越集聚化发展,而其影响因素也日益多元化。以海南村镇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其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因素,在样本研究的基础上,经相关分析表明,基础交通设施与第三产业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为指导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产业集聚的集聚动力:一个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的集聚动力包括源动力、外部动力与集聚机制三方面,本文从产业地方化、城市化、中心—外围三个维度对以往文献有关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外部动力、集聚机制进行了梳理。基于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视角,在对以往文献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本文展望了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外部动力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基于总部经济的服务业集聚动力机制探讨

企业单独设立总部机构,是出于追求总部经济效益的目的。而不同种类企业总部的大量积聚现象,则表明总部经济的集聚具有内生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建立企业利润随总部集聚规模变化的数理模型,在归纳总部经济效应的基础上,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两类总部集聚的微观动力机制是内生存在的;探讨了内生的集聚动力存在的主要条件,暨总部集聚尚未引起集聚区地租的快速大幅增长,以及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文章最后部分则运用相关研究成果简单的分析了芝加哥与上海的总部集聚发展情况。

深圳市电子商务集聚区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深圳市获批建设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深圳市政府力推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推进电子商务园区建设,电子商务集聚发展成为电子商务行业必然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深圳市电子商务集聚区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剖析电子商务企业集聚于园区的动力机制,探索电子商务集聚区发展的动力。针对深圳市电子商务集聚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电子商务集聚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策略。

城市舒适性驱动下的创意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以南京品牌设计产业为例

城市舒适性驱动下的创意产业集聚研究一直是国外城市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国内相关的研究却非常稀缺。文章追溯城市舒适性理论的起源和发展,构建分析创意产业空间过程的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试图探讨城市舒适性对创意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选择南京品牌设计产业作为案例研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发现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动力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中,高等教育、餐饮场所、购物中心、公园、停车场等因子是驱动品牌设计公司在南京老城中心集聚的核心动力。研究一方面证实西方创意阶层的部分结论,如教育舒适性对创意产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发现中国语境下城市舒适性因子的组成和内涵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夜生活和咖啡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不一定适用。因此,城市舒适性研究应着重关注区域差异,发展和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舒适性指标体系和概念框架。

中国市域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内在联系,继而将地区收入水平和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影响。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的重心在移动方向上背向而驰,工业污染重心整体向北移动,劳动力重心整体向南移动,工业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与二者相应的重心移动轨迹相契合。②工业污染会造成劳动力集聚水平降低,且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污染水平导致劳动力集聚水平下降的现象愈发明显。③以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全国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特征,中部地区为逐步升高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则是逐步降低的负向效应。

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在异质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产业升级进程和“双碳”目标下碳排放约束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能否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两区域、三产业的碳排放理论模型,刻画异质性劳动力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内生机理。以异质性要素配置与能源替代、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地区劳动技能水平、要素配置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对数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必要校准并对模型中的关键性质和结论进行数值模拟,发现技能型劳动力的集聚能够反向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进而强化能源替代效率,从而可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而资本的集聚则会对劳动力集聚产生挤出效应,对劳动要素和能源要素配置产生替代效应,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会扩大碳排放水平。最后,利用中国省级宏观数据构建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对模型的理论性质和数值模拟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间技术水平的高低是能否有效发挥技能型劳动力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利用效率反向推动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技术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技能型劳动力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要显著强于技术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

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劳动力集聚的最优规模——基于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2004年-2009年我国286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劳动力集聚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视角,对我国城市劳动力集聚规模是否达到最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我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同劳动投入呈现倒U关系,不同产业类型城市的最优劳动力集聚规模并不相同。与估算出的劳动力集聚的最优规模相比,我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达到劳动力集聚的最优规模。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显示,我国需求扩张政策带来的工资上涨效应大于劳动力集聚效应,且需求扩张政策带来的劳动力集聚效应有个极值,因此,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所"提倡"的投资扩张政策很难使我国城市达到劳动力集聚的最优规模。

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研究综述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关系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效率,流动的暂时稳定状态——就业集聚是刻画劳动力与产业结合态势的核心标度。国外在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研究领域有许多经典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构建四维立体化梳理体系,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及关联因素的结合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客观地揭示出该领域的研究缺陷与突破口,为指导我国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整合劳动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研究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就业影响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其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特大城市中,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在中小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但不显著。(3)无论是本地劳动者还是外来劳动者,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其个体就业概率的影响均为正,说明劳动力空间集聚以及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并不会增加本地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反而均提高两个群体实现就业的可能性。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基于个体就业质量的视角

分析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采用匹配了城市特征变量的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空间集聚需要较好的城市经济环境与之匹配,如此才能发挥其积极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就业福利。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为"应更多地体现在发展和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得该地区对劳动力更加具有"吸引力",而非对劳动者进行直接干预。

世界市场形成、劳动力集聚与国际贫富差距扩大——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比较的视角

在解释世界市场的形成、劳动力集聚以及国际贫富差距等现象时,新经济地理学得出了一些创新性结论。由于阶级立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分析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性。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分工的产物,也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国际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是工人依附于资本家的程度得以强化的过程;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严重的国际剥削是造成国际贫富差距呈现出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所有制部门劳动力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分析了1998—2010年我国城乡所有制部门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状况。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测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的集聚指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基尼系数,并用以分析城乡所有制部门吸纳劳动力要素能力的发展趋势。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了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

劳动力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开发区经济增长

本研究选取全国31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面板数据,以引力模型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Moran’s I指数分析了经济开发区劳动力集聚的空间关联与扩散效应,通过理论分析与数理公式推导,验证了劳动力集聚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加以检验,也证明了劳动力集聚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研究还发现,城市化率提高可能会对经济开发区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短期内政府扶持是促进开发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加快产城融合,发挥市场激励作用是有效的应对之策。

论我国中小城镇发展与劳动力集聚的关系演变

深入理解中小城镇发展与劳动力集聚的相互关系演变,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中小城镇发展尤为重要。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力集聚与中小城镇发展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力集聚对中小城镇发展的作用关系,研究认为:(1)劳动力集聚会促进中小城镇发展,但始终受城镇发展阶段、国家政策制度、社会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2)中小城镇自身发展各个阶段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需求不同,吸纳劳动力首先需要认识城镇所处发展阶段;(3)国家政策对中小城镇与劳动力集聚的协调关系产生双向影响,恰当的人口政策会促进中小城镇快速发展,反之则反;(4)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需要顺应发展环境,"互联网+"时代会给中小城镇利用高素质劳动力带来机会。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历史演变及当前呈现的格局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形成该格局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的形成是包括市场、政府以及城市本身的人口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表征市场“无形之手”的产业空间集聚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控,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相对均衡的分布。

劳动力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证检验

劳动力集聚和碳排放强度分别作为支撑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考核指标,是顺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劳动力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将碳排放纳入产出密度模型,构建反映劳动力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进行规范阐释。以1997—2020年30个省份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影响效应进一步空间分解可知,这种倒“U”型关系是建立在地区内影响基础上的。从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二者关系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建议持续推进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以充分发挥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保持碳排放强度的长期下降态势,实现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的过渡,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我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区际异质性与区间辨识

对中国劳动力集聚经济增长效应定量测算,研究发现:2000—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14. 05%。其中,劳动力集聚度最适宜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随后进一步纳入地区异质性视角并发现,各地区的劳动力集聚对其经济的影响并非一致,适宜的集聚区间也不相同,其中地区经济实力是影响其劳动力集聚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因素,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集聚红利期更长,能够承受的劳动力集聚上限更高。目前,仅就经济效应来看,上海仍然具有继续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和能力。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新经济理论框架下梳理劳动力空间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即:劳动力空间集聚通过正向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负向的市场竞争效应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由于各效应产生的时间和条件不同,劳动力空间集聚先是促进经济增长,但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成本上升并超过集聚收益,转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提出假设: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同时,通过数理公式推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GMM等估计手段,再次证明:劳动力空间集聚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适度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