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华兹华斯和雪莱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与身份认同——以《丁登寺》和《致云雀》为例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也是英国的湖畔诗人和桂冠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作为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有着“天才预言家”的称号。以《丁登寺》和《致云雀》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论述了两位诗人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与身份认同,指出了两人同处时代困境,于自然景观中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并吟唱预言之歌。

回到巴尔登斯伯格——《雪莱在中国(1905—1966)》中的跨国文献学考据

张静新著《雪莱在中国(1905—1966)》是一部“巴尔登斯伯格”式的著作。其通过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跨语言、跨国族和跨文化研究,对1905年至1966年间雪莱在中国被接受和译介的事实与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在艺术性地安排与调配这些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不但对雪莱及其文学在中国曲折延伸的多维面向予以澄明,更是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化与世界文学化。

象征主义维度下雪莱诗歌《西风颂》的意象建构及美学精神

象征主义维度下雪莱经典代表诗歌作品《西风颂》有深刻的研读价值。《西风颂》从颜色、空间以及形态等视角完成了象征主义维度下的意象建构,实现了化实为虚的诗歌创作突破。而象征主义维度下进一步的寓实于虚更是促成了《西风颂》的创作闭环,使人物精神、人文信念、浪漫情怀等美学精神得到充分展现。立足于象征主义维度解读《西风颂》,其意象建构与美学精神于当代仍有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

雪莱的肖像--《伤逝》论

作者在开篇尝试对鲁迅笔下描绘的“最美的”雪莱像进行探索和考据,由此引出本文讨论的中心--《伤逝》。《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21日,未在报刊发表,后收入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版“乌合丛书”之一《彷徨》,以手记的形式讲述了一对“新青年”恋人的悲剧。中岛先生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作为雪莱和玛丽的反转镜像,探寻涓生和子君的人物形象和鲁迅的写作手法,同时还对鲁迅同时期或其他文章进行比较,提出“强迫观念”“物神化”“狂气”等观点。

雪莱《阿波罗礼赞》中的情感与表达

情感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具有重要地位。雪莱抒情诗《阿波罗礼赞》简短精练,却饱含真挚热烈的情感。诗人巧妙运用色彩词汇及语言韵律,构造了富有张力的意象群,将阿波罗塑造成威严正直又不失温柔的王者形象。结合时代背景及雪莱人生经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诗歌表达了诗人三个层面的情感:个人情感表达、理想社会追求以及诗歌价值信仰。该诗也反映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热爱之情。

雪莱《麦布女王》中对英国重商主义传统的批判

被认为是自由贸易发源地的英国,在实行自由贸易之前是重商主义的坚定践行者。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英国的工业优势愈发凸显时,诱导其他国家放弃重商主义并接受英国所宣扬的自由贸易体系,打击垄断、贸易保护和政府监管最符合英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因此,在《麦布女王》中雪莱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和对自由贸易的辩护表面上是因为自由贸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出于其所处时代下维护民族利益的考量。

以“雪莱”之名——论罗伯特·勃朗宁诗歌理念的传达

"雪莱"作为一个涵义丰富的符码在勃朗宁的作品中是一个超验的"能指",是勃朗宁诗学理念的传声筒和代言人。雪莱的泛神论和唯美主义是勃朗宁早期艺术创作的水中之盐,后来却成为勃朗宁质疑和否定的对象。因此,雪莱化与去雪莱化构成了勃朗宁建构其诗歌理论的两大特点。勃朗宁通过对雪莱及其唯美主义诗学观的扬弃进而生发出的对艺术与生活二者关系的诗性的思索也就构成了一组张力,贯穿勃朗宁本人近60年的诗歌创作。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的雪莱诗歌通感隐喻探析

隐喻的认知特点使其具有丰富的语言创新功能,因此在不同领域内隐喻常被用来表达言说者的思想:文学家以其表达自己的人文思想,科学家以其描述他们的研究发现,教师使用隐喻来增强其传授知识的效果,政治家采用隐喻手段来表达其政治观点。通感隐喻可以帮助人们从认知这一视角来正确认识世界。本文以雪莱诗歌为文本,将概念整合理论运用到通感隐喻的分析中,探讨通感隐喻在雪莱诗歌中的表现形式、通感隐喻迁移的总体趋势以及通感隐喻的构建方式。

雪莱诗歌和道德关系研究

雪莱的道德观建立在他受泛神论和绝对理念影响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之上,表现出复杂多质的特性。雪莱的诗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人类道德的塑造为精神旨归的,博爱、平等、自由构成了雪莱诗歌世界中关于人类德性的基本精神底蕴。《为诗辩护》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范畴构建了雪莱独特的诗学体系,这种以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动机论相结合而形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判功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学和道德科学的意义。

社会 自然 人生:雪莱诗歌的主题

雪莱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社会、自然、人生。雪莱的政治诗歌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关于自然的诗歌,又使他成为英国浪漫之歌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在以人为主题的诗歌中,他赞颂了纯洁的爱情,揭示了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奥秘。雪莱诗的这三个主题,使他成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和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抒情诗人。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与雪莱《为诗辩护》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受到雪莱美学名著《为诗辩护》很大影响。郭沫若把雪莱强调的想象、感情情调结合起来,再加上雪莱所说的"诗的才能所含有的""本能性与直觉性"以及"武断地由想象产生的"语言,构成了他认为是诗的"本体"的几个因素。郭沫若的艺术社会职能观,在总体性的性质和特点上,同样受到雪莱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然而郭沫若也并没有以学院派的方式完整地接受雪莱的理论体系,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论雪莱《致云雀》中音美、形美、意美的有机结合

在《致云雀》中,诗人雪莱巧妙地运用了规范而又新意迸发的音韵手法,围绕作品主题灵活穿插了比喻等多种修辞形式,极富音乐性和画面感地烘托出了云雀那自由不羁的形象和欢快激昂的歌声。诗人借云雀抒情明志,向世人传递自由、喜悦与希望,从而使作品达到了音美、形美、意美的有机结合。

赋咏激情 追求理想——论雪莱的诗性正义和人性正义

作为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雪莱的诗歌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对于作为“自然”的正义的不懈追求。他通过描写自然、赞美自然而去寻找古希腊思想中作为“自然”的正义,以云雀、普罗米修斯作为时代精神和追求正义的象征,以乌托邦作为正义的实现之途。其可贵之处是以诗揭示了正义。

雪莱与科学

雪莱以精湛的技巧,将科学与诗歌结合起来。本文考察雪莱的科学素养和他的科学观,包括他对科学技术的反思、用诗的视野引导科学技术的理想,以及同时代的化学家戴维对他的影响。

自西至东的云雀——中国文学界(1908—1937)对雪莱的译介与接受

本文通过对1908—1937年中国文学界对英国诗人雪莱的译介活动的梳理,力图比较全面清晰地勾勒出雪莱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五四”前中国文坛对雪莱的译介与理解以鲁迅和苏曼殊为代表,他们分别看重的是雪莱其人其诗的“摩罗”或“温柔”。20世纪20年代初期适逢雪莱逝世百年,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主掀起了译介雪莱的高潮,它们的译介分别侧重雪莱的社会批判意识或浪漫情怀;20年代中后期新格律派诗人主导了对雪莱的译介,而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等抒情诗成为译介的重点,译者们更看重雪莱精湛的诗艺而非其先进的思想,有意通过雪莱诗的翻译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浪漫主义热潮消退的30年代,新文坛对雪莱的译介渐趋冷寂。

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

诗人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徐志摩在自然中显得逍遥而拘谨,体现出一种乐观式的悲观情思,而雪莱在自然中显得沉静而放达,渗透着一种悲观式的乐观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在一种独特的体验下建立属于他们各自的自然意象群落,并且都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其艺术表现方式由此也各具特色。

论雪莱《爱的哲学》中的根隐喻

根隐喻是构成语言的基础,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原始看法。作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它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雪莱著名短诗《爱的哲学》中隐含了大量的根隐喻,表达了人们对爱的最原始、朴素的理解,揭示了世间万物皆成双这一神圣自然法则。

中国的雪莱观与雪莱的中国观

英国诗人雪莱虽然一直把中国当作未开化、未驯服的蛮族,但在20世纪初,在以救亡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切期盼下,他作为精神偶像,在中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其中有赞扬,也有激烈的批评。但总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关注雪莱的,是其作为一个反抗传统道德,崇尚自由、爱与美的诗人。他的诗、他的生活、他那种希腊悲剧英雄式的战斗精神,都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树立起一座精神丰碑。当时翻译介绍西方作家,其根本目的本就不在文学本身,而在借"他山之石""为中国说法"。

浅析雪莱的人格魅力

雪莱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暴虐统治和专制腐败深恶痛绝,最终成为一个叛逆者。他以诗为武器,抨击时弊,号召人民为民主自由和解放而斗争。而他热爱自然、乐观向上的人格魅力也在他的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不一样的东方——拜伦和雪莱的东方想像

追求异国情调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和文风。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诗人对东方情调的迷恋,但两位诗人的东方想像在不同的背景下展开,反映出他们在接受和表现东方题材上不同的文化取向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