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

“青苗会”在清末民初曾经是华北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的主要组织 ,以往学术界对“青苗会”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青苗会”组织已从单纯的“看青”功能演化为地方自治机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青苗会”传统功能的变化标志着村庄体系的衰落。本文认为 ,晚清以后的“青苗会”具有一种双面性的功能 ,一方面 ,它日益成为国家在基层实施新政的工具和手段 ;另一方面 ,除了其日益增加的行政职能外 ,仍保留着乡村秩序协调和保护人的角色 。

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调查

青苗会是土族村落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独特的民间组织,它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以村庙为活动中心,形成了"一庙一组织"的组织格局。土族青苗会是血缘、地缘和神缘相结合的产物,在庙神祭祀、农田管理和纠纷调解等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土族民众自主管理社区和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的综合体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转型的深入,土族青苗会在与国家、民众的互动中不断调整着生存策略,焕发着新的活力。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苗会与文化多样性

在西北边陲社会,生态压力和文化多样性交织在一起,社会如何组织,文化如何平衡,族群关系如何协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复数文化中发育了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组织类型——青苗会,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青苗会的分布和联盟沿着冰雹路线而形成,但这一生态压力对组织产生的影响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事实上文化仪式是跨族群乡村组织的孵化器。龙神信仰和龙神庙宇的分布与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保持同构;人们举办大量共享的仪式活动如迎神赛会、"扎山"仪式,利用想象、传说建构起藏、土、回与龙神的亲缘关系;汉人的仪式专家游走在汉藏之间众多村落,不同人群以此从思想上认同青苗会,从行动上进行族际交往和生产互助。高原青苗会所创造的文化多样性的组织模式,为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中国经验。

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1930年代平郊的青苗会

节庆已经被习惯性地界定为日常生活的反动、间歇与休闲。20世纪30年代,因应社会变迁而处于演进状态的北平北郊清河一带的青苗会,依旧是乡土社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除原本有的看青职能之外,新增了保卫一定地界范围内群体成员生命财产安全、对外交际和兴办学校等多种功能。只有在交了地钱与底钱之后,青苗会内的成员才能参加谢秋时的祭神与聚餐等庆典。因此,以节庆形态表现出来的青苗会实则是特定群体的成员在履行其责任与义务之后而享有的权利。作为节庆的青苗会,实则是因应特定生产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地方化的社会治理机制。事实上,这种强调"治"的规范也是所有似乎以"乱"为表征的中国节庆的潜在基础与共性。

青苗会组织渊源考

青苗会是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村庄组织形式,它产生于清代中后期,是乡村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不断变迁的产物。此外,青苗会组织的产生还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神灵信仰密切相关,其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反映了乡土文化的整体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广大农民神灵信仰的心路历程。到清末民初,青苗会由简单的看青组织逐渐演化为调整乡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力量。通过青苗会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清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

青藏洮岷地区跨族群与联村型青苗会组织——兼论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治理策略和地方性实践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复数文明和文化的国家,国家的边陲社会治理应该倾向于采取文化多样性的管理方略。以青海地区为例,在"汉染藏习,藏染汉风"的洮岷地区,青苗会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成一个个跨族群、跨村落的"星团",这些联村青苗会面对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文化现实,创造了可在联村内共享文化与知识的文化模式。这些地方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犹如星团的自转与公转,使得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很长时段里保持稳定和有序状态,对我国边陲地区的多民族团结与社会治理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效应。

清代华北乡村的治安问题及其官民应对——基于顺天府宝坻县青苗会组织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生态恶化,经济萧条,华北乡村出现了大量偷窃、抢劫、赌博事件,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对于乡村繁多的治安事件,州县地方政府限于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全面干预,不得不加强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华北乡村自发形成了以青苗会为主要代表的自治组织,肩负起村庄治安的各项事务。在维持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庄与州县政府不断探索,从而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式。

传统民俗的现代价值再探讨——以岷县青苗会为例

岷县青苗会是以祖灵崇拜为核心,兼融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神灵崇拜的民间信仰活动;在文化层面上儒道为本,兼融合了汉传佛教、苯教、藏传佛教、古羌文化等多元文化。这一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仍扮演着深化地方认同、维系族群文化、深化伦理道德教化、调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关系等多元文化功能。尊重、承认传统民俗所特有的多元化的社会功能,适时整合吸纳,应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和谐社会建设。

传统的现代面相:青苗会传统社会功能的现代转型讨论

青苗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以加强田间管理、保护庄稼为主要目的,主持相关仪式,举办乡村活动,协调村落内外关系。在其传统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的当下社会,传统青苗会的保护与生存,必须要积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主动完成现代转型。最可行的保护形式就是保护“文化生态”的完整。“文化生态”势必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在改善民生、保证民众享有现代化权利基础上,激励保留传统。青苗会适应时代,积极与新时代相融,与民众、村落发展相契合才是根本。探索新的策略,吸引民众主动融入青苗会,激发、强化与民众民俗生活的关联性,再次将根扎入民间生活。这样,青苗会在乡土社会长期以来树立的社区权威会重新焕发生机,会在强化社区认同、传承民族文化、整合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甘肃岷县锁龙乡青苗会祭祀仪式的地方文化逻辑

甘肃岷县锁龙乡赵家庄月露滩湫神圣母娘娘庙农历六月初一至六月十三日举行青苗会的年度祭祀仪式,当地人建构这一祭祀仪式有其地方文化逻辑,即使由少女成神的水神娘娘具有丰产的象征,使地方的道德之士与水神娘娘联姻,从"人"转化为"半神",从而成为水神娘娘的人间代言人。

湖北各地的青苗会及其相关祭祀习俗

青苗会是对应稻麦种植、生长的自然过程,在春祈、秋报大仪式的时空框架中进行的祭祀活动。湖北山区、丘陵地区粮食作物有稻、麦双熟,平原地区多以两季水稻为主,青苗会及两端的春祈、秋报仪式普遍存在。通过归纳《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湖北民俗志》中的湖北各地青苗会文献,再现其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概貌和大致规律。青苗会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正月十五前后至二月初、三月底到四月、五月底到八月初。从有关的古代典籍中梳理了青苗会相应的历史渊源,及其在民间的一些流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仪式与象征下的民间信仰生活——青海西宁曹家寨村“青苗会”调查

在青海省西宁市的曹家寨村,每年农历的四月八日举行"青苗会",延请当地的法师来举行仪式,为其传达四季平安,一帆风顺的愿望。仪式从前期的准备活动、正式的仪式内容及仪式结束都是围绕着当地的村庙进行,这其中体现了当地民众深刻的信仰内涵。

论国家非遗“岷县青苗会”的文化功能

"岷县青苗会"是流传于甘肃岷县锁龙乡的一种古老的祭祀性民俗庙会活动。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经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发现"岷县青苗会"包含丰富而又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礼仪教化功能、爱国教化功能、敬业教化功能、诚信教化功能、友善教化功能和奉献教化功能。通过对"岷县青苗会"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揭示其文化功能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青苗会传承与发展的文化背景研究

作为地域性民间信仰祭祀活动的青苗会,它在整个西北洮岷地区和河湟地区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规模。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称谓各异,其内容和仪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主要内容、活动举办目的与功能基本相似,即敬神求雨,祈祷风调雨顺,平安吉祥。青苗会传承发展至今,作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地方性特点的民间信仰活动,承载着洮岷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变迁。本文从历史、民族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研究探讨青苗会的传承发展,试图探寻它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

“为女神置办喜事”——甘肃岷县锁龙乡青苗会的人类学思考

甘肃岷县锁龙乡青苗会是跨族群、跨地域、跨村落的民间信仰活动。在多元文化空间中,青苗会通过象征仪式、文本与祝词的运作及展演实现了"人神沟通"。"为女神置办喜事"、人神共娱是锁龙乡青苗会最为独特之处。民间信仰民俗活动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为适应时空场景发生了变迁与调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锁龙乡青苗会应在政府主导下,吸引学者、企业、民众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完善的青苗会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间信仰的传承与保护——以岷县青苗会为例

"岷县青苗会"是从古代农耕文化中诞生的一个乡土社会权利网络中的组织,是我国民间信仰中神与人完美结合的典型代表。因为"文化空间"在历史上的不断变化发展,它曾经一度处于"迷信"的污名中。在发生了巨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它又开始孤零的面对一种文化不可逆转的消失。2014年,"岷县青苗会"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得到了正面价值肯定历程,成为一个需要保护和传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民间信仰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的。文章将以"岷县青苗会"为研究对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对民间信仰的传承与保护进行了论述。

溱潼青苗会

旧时每年麦子登场、黄秧落地的农历五月,农民就请香火设坛做会,祈救土地神保佑禾苗茂盛、五谷丰登、六畜平安,并借敬神以娱乐,称为青苗会,亦称香火会或棒棒会。

大通农村青苗会的演变

大通农村的青苗会渊源无史料可考。据传,自清初就有星星点点的青苗会,至清朝中叶,开始微增,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由先前单纯的"求雨保平安"逐渐演化成"保青苗"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和物资交流活动。最初,大通地区只有清水沟(今清平乡)、长宁堡(今长宁镇)、衙门庄(今东峡镇)3处青苗会。都是在每年农历3月中旬至5月中旬进行,一般3至5日。

制造领袖:近代华北乡村治理进程中的精英塑造——基于青苗会会首群体的考察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社会秩序动荡,国家仅凭正式行政体制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国家赖以维持乡村秩序的乡里组织也趋于没落,成为可有可无的政治点缀。在此背景之下,华北青苗会组织逐渐兴起,统合乡里组织以及士绅、宗族等各方势力,形成了以青苗会会首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华北青苗会会首兼具士绅、宗族等乡村精英的多重身份,凭藉其物质财富、个人威望、社会地位维护乡村社会利益的同时,加强村庄与官府的沟通,实现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进程中,青苗会会首被塑造为官民公认的村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