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3—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委派董事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加入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通过持股和委派董事均能够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且该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竞争类国企中作用更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在非国有股东治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改善制度环境、进一步推进国企混改、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非国有大股东持股、代理成本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

国有企业创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持股能促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且主要通过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创新数量和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机构投资者,民营和外资性质的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更显著,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行业竞争程度高、高管创新注意力低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研究丰富了非国有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为推动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提供了借鉴。

非国有董事治理与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混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及其投票行为两方面测度非国有董事治理,实证分析非国有董事治理与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与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路径提升了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对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效应在政府放权意愿高与非国有股东股权和控制权对等度高的条件下更显著。文章补充了供应链效率和非国有股东及其委派董事治理的文献,并为科学制定和实施混改方案,提高混改国企供应链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政府行政效率视角的再审视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内容。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测度高水平行政效率,深入研究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这仅在国有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行政效率较高时才明显存在,而在行政效率较低时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改善国有企业对科技型人才的激励形式,促使其引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最终对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较高水平的行政效率是非国有股东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前提条件,党和国家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时,更需要在行政效率等营商环境上配套优化,确保非国有股东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非国有股东治理、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

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和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进一步强化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度高、有机构投资者参与以及中央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且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也得到强化;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通过治理效应、绿色创新效应和市场信号效应等途径提高企业ESG表现。研究对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国有博物馆扶持资金绩效评价的探索与实践

绩效评价是对预算资金在一定期限内实现产出和效果的综合测量、分析和评判。目前,国内对非国有博物馆财政扶持资金绩效评价的研究较少,本文以A市非国有博物馆财政补助资金绩效评价为例,具体介绍该类型绩效评价的总体思路、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评价过程、评价结论以及评价所发现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为政府职能部门决策管理及同类项目绩效评价提供有益参考。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非国有董事治理是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吗?——来自混改国企分红和关联交易的证据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混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及其投票行为两方面刻画非国有董事治理,借助检验非国有董事治理对混改国企分红和关联交易的影响,考察非国有董事治理是否存在追求眼前利益现象,并在异质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寻缓解措施。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与混改国企分红水平和关联交易水平正相关,即非国有董事治理存在追求眼前利益现象;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现象在政府放权意愿低和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条件下更显著;进一步探寻缓解措施发现,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非国有股东股权和控制权对等度能够有效缓解非国有董事治理存在的追求眼前利益现象。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国企混改顶层设计、国有企业科学制定和实施混改方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有效激励和权力约束的双重视角

国有企业“半市场化半行政化”薪酬制度对高管的激励不足,可能增强其通过“在职消费”谋取替代性补偿的动机,而“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内部治理问题又为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机会。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股东,强化了股东监督、抑制高管谋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机会,同时影响薪酬制度向市场化转变,增强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文章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治理能够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和竞争性行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改、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提供一定的借鉴。

青岛市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近年来,青岛市围绕打造“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目标,鼓励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依托良好的经济、文化和政策背景,青岛市非国有博物馆在馆舍分类情况与馆舍地域分布、馆舍开放程度与观众参观状况、馆藏藏品总量与举办展览数量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青岛市非国有博物馆在其迅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些内在问题与外部困境,本文提出了相关发展对策,为今后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挖掘新思路与新办法。

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了审计意见吗?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标准审计意见的加持。选取2004—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非国有企业的审计意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战略差异度,从而提高企业获取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水平较高以及治理结构相较合理的非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获取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金融市场水平显著提升,“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显现。防止国有企业过度“脱实向虚”逐渐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本文以2010-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结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的提升能够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最后,本文对非国有股东治理和抑制“脱实向虚”提出相关启示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深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现代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角度,实证研究非国有股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提高非国有股东实质性参与公司经营与治理更为重要。研究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实践启示。

金融集聚对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金融集聚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还有助于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投资决策、提升创新能力、改善管理水平,并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以非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金融集聚对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可以起到显著抑制作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可以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于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融资约束在金融集聚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进一步提升金融集聚水平、企业提升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度、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企业投资工作的多维度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