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过程中的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A省一个专项资金的案例分析

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并且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彼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文章以A省一个专项资金申请的故事为案例,借用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的理论框架,通过细致、深入的勾画,剖析预算资金申请者如何充分运用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的各种规则、程序、资源和关系,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获得财政部门对其资金申请的支持,从而揭示隐藏在预算背后的复杂机制和微观基础,以此来解读预算世界的现实图景。

中国非正式政治的研究:视角与争鸣

非正式政治理论是分析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围绕"非正式政治的形成原因"这一议题,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制度视角、文化视角、制度和文化双重视角。三者对非正式政治的形成原因、基本功能、发展方向有不同的看法。制度视角认为正式制度不发达导致非正式政治的产生,由此认为非正式政治是麻烦和问题的制造者,其发展方向是被正式政治替代。文化视角认为文化基因是非正式政治产生的根源,并认为非正式政治破坏正式政治的统一性和有效性。与前两者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双重视角认为任何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都存在非正式政治,非正式政治可能破坏正式政治,也可以补充正式政治的不足,其发展方向是逐步理性化。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以“非正式政治”视角看我国的秘书制度

我国的秘书制度经过长期的建设发展,逐步趋于成熟。以往的研究偏重于秘书概念的界定,秘书主体的生平和事迹,最近有文章开始关注秘书学专业发展和秘书腐败等深层次问题,但是秘书技能方面的研究仍占多数,而且比较碎片化,没有与系统的理论框架联系起来。文章以"非正式政治"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秘书的类型和功能、秘书的实际权力及其与领导的共生关系,揭示党政系统秘书工作的重要性。

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差异化影响

政治关联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相关文献中存在许多模糊甚至矛盾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文献没有细致探究不同类型政治关联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从关联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区分正式政治关联与非正式政治关联之间的重要差异,并讨论了二者对于企业创新、社会责任活动以及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力图在弥补文献不足的基础上,为企业实践提供启发和指导。

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学者开始以社团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有效的行动策略来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一个案来看,采取的主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是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草根NGO的夹缝求生互动中产生的,尽管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来自上海的城市管理经验

条块协调何以可能是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弹性和活力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考察了上海市的城市基层治理经验,发现大都市对治理质量的高要求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构成了巨大压力,由此形成基于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和基于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协同并用的城市基层治理景观。本文在分析城市基层治理中条块矛盾的表现形态和发生机制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多样化形态。文章最后对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双轨运作"的理论框架,并尝试性地解析了"双轨运作"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的四种交互模式。

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革命”,广义来讲,这三次“革命”均属于“颜色革命”的范畴。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往往尚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而在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在三次“革命”中,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

政治关联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关联的差异化影响

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是否更愿意从事创新活动?现有研究就此问题观点不一。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关联,即正式政治关联与非正式政治关联。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这两种类型政治关联的不同性质和功能,以及它们如何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利用2001至2007年中国上市企业政治关联和创新活动的面板数据对理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正式关联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而非正式关联企业则表现出较低的创新绩效。本研究对政治关联异质性和政治资本权变价值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非正式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面效应及其应对

非正式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扩散性和互动性交汇、理性和非理性交织、潜伏性和爆发性交替等特性,其正面效应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推进政治参与的深度,增强政治参与的效度,而负面效应则会弱化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造成信息不对称,危害公共利益以及侵害公民权利等。为此,需要采取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保持畅通的网络民意表达渠道;科学引导,确立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合理规范,健全相关法律保障;加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培养等措施,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类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14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治关联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在近三十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迷”。本文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研究对于不同政治关联类型缺乏细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类型分为非正式关联、半正式关联和正式关联。非正式关联能够获取政策信息、政府合作机会等一些边缘性资源,但是维持这些关联却要付出更高的公关摊派成本。而半正式和正式关联由于组织化、制度化的信息渠道和参与政治决策的优势,政治关联维持的成本较低,更能够获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等核心资源,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2014年第十一次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拥有非正式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拥有半正式和正式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企业绩效则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厘清了不同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差异,为解开“政治关联一企业绩效之谜”做出了贡献。

上级威权抑或下级自主: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分析视角及方向

经历30多年的改革,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影响。在理论解释上,威权主义视角更强调上级的权威性和下级的服从性,构建了"命令—服从"模型;理性选择视角更强调下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形成了"讨价还价"模型;非正式政治视角则注意到非正式政治因素在上下级政府互动中的作用,构建了非制度化模型。现有视角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没能完整呈现出复杂、动态、冲突的各种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更强调以本土经验为基础,探索一种既能促进不同理论之间对话又能呈现中国官僚机构的运行方式,更好理解上级与下级之间共识达成过程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行政执法中的部门博弈:一项类型学分析

治理体系碎片化导致行政执法过程中部门博弈常态化。基于庇护性和外部性两个因素,横向政府部门博弈可简化为四种类型:弱正式博弈、强正式博弈、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和退出博弈。在无庇护性和负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弱正式博弈,配合执法部门无回应,执法中止;在无庇护性和正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强正式博弈,配合执法部门被迫回应,出现合作执法的结果;在正庇护性和正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配合执法部门主动回应,出现合作执法的结果;在负庇护性和负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被迫退出博弈,配合执法部门无回应,执法中止。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博弈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并行的过程。

海外共青团研究评述

中国共青团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相关理论研究却很缺乏。近年来,随着大批具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纷纷活跃于中国政坛各个领域,共青团这一课题逐渐引起西方政治学界的重视。然而,出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和研究理论的局限,西方学界主要从非正式政治的考量角度去探究共青团组织及其干部,较少从制度层面去关注其作为政治精英培养、输送的重要职能。本文介绍了西方政治学界关于共青团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成果,并对其成果的理论适用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提出若干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