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从行政控制到利益协调——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与房地产调控模式转型

2004年以来,针对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中央政府出台了包括土地、财政税收、信贷、保障性住房和规范交易行为等方面的调控政策。但是,针对这些调控政策,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导致房地产调控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的原因在于目前房地产调控的制度环境形成的政治、经济利益诱因。因此,要提高房地产调控绩效,必须实现房地产调控模式的转型,从行政性和组织性色彩浓厚的调控,走向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调控。为此,在加强监管和惩戒,强化行政控制的同时,还必须完善相关的房地产业政策,对包括财税体制(如以物业税替代土地财政等)、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在内的相关制度体制进行改革。

非正式规则的涵义、特征及作用

本文在阐释非正式规则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非正式规则的形成的自发性、维持的非强制性、发展的长期性、发展的路径性、变迁的时滞性和存在的特殊性等特征,阐析了非正式规则的熏陶作用、规范作用、改造作用、评价作用和凝聚作用等。

集体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及其规制路径分析

近年来集体腐败成为我国一种高发的腐败形态。集体腐败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合作的行为模式,它的形成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不可分离。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传递信息形成的行为约束,其形成与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不可分离。非正式规则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实践效果。信任和服从是集体腐败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故对集体腐败的治理也应在制度设计时将对信任、服从等非正式规则的回应制度化、法制化。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潜规则

制度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的体系,是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的社会规则体系,而潜规则是正式规则的逆向选择和异化。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视角分析社会规则体系,有利于认识制度或规则之间的多重关系,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功能。

不完全合约、非正式规则与企业网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组织的出现对传统以保护所有者利益为核心的组织治理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从网络组织的基本性质出发,比较了网络组织与传统组织在内部治理上的差异,提出了网络组织治理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

行政过程中的对谈及其非正式规则——政府服务力提升的法社会学视角

对谈属于微观社会学范畴。一般意义上讲,对谈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互动过程和现象。在司法上,调解过程的对谈极为普遍,因而往往被视为惯常的现象。法治原则之下的行政过程应当是一个对谈的过程,而且实定法业已确立了"告知—听取"模式的正式规则,但当下行政主体由于受传统行政观念的影响,不仅缺乏对正式规则的耐性,更少有对非正式规则的遵循。行政过程中对谈的缺失,严重阻滞了政府服务力的有效实现,且有悖于服务行政的基本要求。因此,倡导行政主体接纳对谈的观念,践行对谈的基本规则,不仅能有效地提高政府服务力,而且会支持行政法治的顺利达成。

非正式规则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集体腐败不仅是指腐败官员之间的窝案联合,更有可能上升为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腐败,形成腐败文化。而为了遏制这一现象,不仅要从法律等正式规则上进行规制,还要从非正式规则上入手。

非正式规则影响下的技术传承——官员“考任”的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官员"考任"有着特殊的历史演变轨迹:从中到西的突变,再由西至中的移植,考试的内容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有不同的规定,考试的程序也因国情和技术的差异而有相关的设定,唯有"考任",这种通过考试进行官员选拔的客观科学公正的中性技术手段,成为这一特殊历史传承中的唯一共性。"考任"的技术移植,不需要或很少需要非正式规则做出相应的融合或变迁,因此,在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不同性质的、具有不同非正式规则的环境,"考任"都能存在且适用。但在现代社会,"考任"若想从设计上的理性发展为实践中的理性,还是要实现公务员录用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融合。

从行政个案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非正式规则的运作——贵州×自治县“争资金”、“跑项目”为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以族群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规则,它们或是积极地或是消极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行为选择。既定体制下少数民族往往通过非正式规则来突破制度困境,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充当着制度运行的'调节剂',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运行的政治调节机制。

农村社区非正式规则的运用和再造

围绕农村社区非正式规则运用和再造的具体道路,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区非正式规则的正项功能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当前非正式规则变迁应当以诱致性变迁为主;使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保持一致;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家乐福与非正式规则

改革中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各种正式规则并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使这种制度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非正式规则相一致。

行业协会治理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必须以非正式规则为本源,尊重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达成的共识才能发挥效力,正式规则将对非正式规则起到进一步固化作用,这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兼容的内在逻辑。当前行政性行业协会治理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协会中私人产权主体间非正式谈判机制的日渐形成与协会“自治权”缺失这一正式规则发生根本冲突,以及协会长期以来累积的工作习惯和传统作风这些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非正式规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形态

已有的关于规则生发机制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真实世界中非正式规则生发机制的复杂面向及其制度本相。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除了存在作为正式规则的"源头活水"、"搭乘元素"、"解压信息"的非正式规则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正式规则的"竞争对手"、"次级效应"、"试错先锋"的非正式规则等实践形态。只有通过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微观透视,并超越"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才能更为清晰地阐明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理,进而彰显其复杂的、多维的存在形态。

内部控制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体的准则也越来越完善,并为各项会计业务的处理提供了很好的规范和指导。但是层出不穷的会计舞弊行为使得人们对正式规则产生了质疑,开始重视诸如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的非正式规则的作用。本文从规则视角入手,在规则发展的基础上研究了内部控制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提出了正式规则的局限性,为非正式规则的理论发展做下了铺垫。

基于非正式规则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路径探索——以江西省Z村为例

从非正式规则的含义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江西Z村征地利益分配中非正式规则的表现、作用及其运作逻辑。乡政府对非正式规则的默许、村民的个体理性思想、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等为非正式规则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性,Z村利用非正式规则解决征地利益分配中的矛盾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经验。

我国经济转轨视域下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作为两种具有不同适用环境、激励机制的行为约束规则,对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经济绩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在当下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蕴含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生态、经济形态、文化样态和秩序状态,而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复杂的差异冲突和相容互动关系以及在规则变迁中作用交替的互动演化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经济转轨当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这两条进路不仅都没有偏离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道,而且一起共同塑造出了符合转型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人情”、“关系”与消费——非正式规则下的经济行为分析

中国伦理本位的核心是“人情”与“关系”。受传统礼俗、人情、习惯的影响，“人情消费”在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通过“人情消费”，个体挣得“面子”和尊严，维持了作为该群体一员的资格。“人情”与“回报”是密不可分的，在熟人社会里，通过“人情”、“关系”，取得他人的信任的同时也取得了享有资源的权利。从“先赋性关系”到“获得性关系”的发展，“人情”与“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