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与违法性认定

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的完好性及生态环境。其中,矿产资源所有权是本罪必然侵犯的法益,而矿产资源的完好性与生态环境可谓选择性法益。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构成非法采矿罪;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构成非法采矿罪,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采矿许可(证)属于解禁性许可,行为人通过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矿产资源的,并不阻却违法性,应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在程序上应当由作出采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撤销许可后,司法机关方可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司法解释对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做了类型化描述。涉案价值认定时,需要以法益为指导,剔除他人开采的矿产资源价值,扣除合理的开采、运输费用,妥善确定价值认定基准日。当难以确定价值时,要从有利被告的角度出发。“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是指在任何时间点上起算,二年内有三次非法采矿行为(其中被处罚过两次)即可,做出处罚的不必限定为某一特定机关。已被处罚过的对应价值不累计计算,行政罚款不折抵罚金。多次实施行政违法的非法采矿行为,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应累计计算价值数额,做出相应处理。非法采矿时严重污染环境,不属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应按照想象竞合犯原理处断。在非法采矿之后,又实施其他关联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应数罪并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包括造成河道、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植被、林木和耕地毁坏,地表陷沉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与前几项具有可类比性,只要在结果或者行为上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必要性,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继续开采矿产资源的性质认定——陈某标等非法采矿案

裁判要旨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未依法顺延和办理新证,原登记机关明确告知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应立即停止生产,相关管理部门阻止采矿,仍以案涉企业名义继续开采作业的,应当认定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虽然原登记机关核发了新的采矿许可证,但并不影响对其此前行为不法性的认定。

非法采矿罪的法教义学展开

非法采矿罪是对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安全价值的破坏行为。非法采矿罪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体现为一般性行政违法的判断和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的判断。一般性行政违法是前置性出罪规定,同时具有出罪指引和规范指引的司法功能。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判断的主要内容为行为人是否取得采矿行政许可。非法采矿罪主体处罚的边界,要综合行为人的出资情况、行为人行为时的名义、在无证采矿中的作用等客观要素,并结合行为人对无证采矿的罪过进行判断。非法采矿罪对经济价值的破坏应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框架内进行教义学诠释,对环境价值的破坏应当从造成生态维持功能损坏方面进行判断,对安全价值的破坏宜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予以设定。非法采矿罪判处的刑事罚金数额应当结合行政罚款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以否定性评价的性质差异为前提,以处罚内容的同质性为纽带,兼顾实现可能性,体现对非法采矿行为的刑事否定评价。非法采矿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金的实现方式,应依民事赔偿金的私益和公益性质进行类型化处理。

非法采矿类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审核要点探讨

非法采矿会造成开采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非法采矿类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涉及的生态环境影响复杂、损害类型多、生态风险隐患大、相关评估技术指南缺乏,使得采矿类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编制难度大、报告质量参差不齐。基于对“生态环境损害案例报送系统”中119起非法采矿类案例数据的分析,以及与矿山修复、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交流,总结了非法采矿类案件的主要特点和鉴定评估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关于这类报告技术审核要点的建议,为鉴定评估机构编制相关报告、检察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等提供参考。

非法采矿罪中“超期开采”行为的司法认定

超期开采行为是否应该被认定为非法采矿罪,应当从理清无证开采与无权开采的关系入手,从对司法解释的立场的解读与规范保护目的出发,因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开采行为是否具有权利基础才是无证开采的核心内涵,也即无证开采本质上是一种无权采矿,仅仅侵犯采矿许可秩序的行为并不能被当然地推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我国对矿业产业虽然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但在采矿权的转移上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导致采矿权与采矿许可证在现实中存在权证分离的状态。从这一现实出发采矿许可证到期并非与无权开采直接划等号,而是需要综合考量采矿许可证未能获得延续的具体原因、其采矿权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采矿许可设立的行政关系来对其权利基础进行确认。这一思路能够回应超期开采行为的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困境并具有可操作性,在具体案例中能够得到运用。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破解非法采矿行政执法难题实践探索

在2022年初召开的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以检察大数据战略赋能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是推动大数据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过程中的核心体现,从办理个案中发现规律性问题,通过归纳特点、要素,开发应用性监督模型,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批量类案监督线索,再从类案问题中归纳分析发现执法司法、制度机制、管理衔接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漏洞,提出对应的检察建议,以更好的促进社会治理。

盗窃罪与非法采矿罪辨析——盗采矿石的定性问题认定

一、现状扫描河南省灵宝市金矿石资源丰富,依靠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地百姓和外地人员为获取最大利益,非法采矿、盗采矿石的行为屡禁不止。为打击盗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管控非法爆炸物品,遏制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减少开采矿产资源的安全隐患,对前期清查治理成效进行“再回头”“再巩固”,灵宝市政府及该市公安局等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矿山资源领域、民爆物品监管专项整治活动。

凝聚合力打击非法采矿——最高检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摘编

案例一:洪水沉积砂属国有自然资源基本案情:2020年8月17~20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嘉陵江一级支流涪江沿岸的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段岸线和近千亩土地被淹没。洪水消退后,部分沿江河岸、土地表面沉积了大量河砂,富金村蔬菜基地等区域土地及河岸上沉积河砂约130万吨。当地村民、土地承租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等私挖滥采洪水沉积砂并进行销售,导致洪水沉积砂资源被非法侵占,耕地灾毁后又因人为采砂被进一步破坏。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张少山等32人非法采矿、马朝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要旨】在非法采砂犯罪中,采砂者与购砂者事前通谋,通过采运一体的方式非法采砂,形成产销利益链条,应当认定购砂者与采砂者构成非法采砂的共同犯罪。在认定非法采砂犯罪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时应当根据采砂量、鱼类资源直接损失量、底栖生物损害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等量化指标,综合予以认定。

非法采矿损害后果严重,须承担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大历山是安徽省省级风景名胜区,是东至县的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安徽省某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开采的石灰石矿山位于大历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内。该公司长期超规模开采,造成大面积生态破坏,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我国刑法第343条之思考——非法采矿罪与破坏性采矿罪立法之修改建议

我国刑法第343条对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做了规定,为打击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其在罪状及法定刑设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两罪界限不清,引起理论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司法实践上的模糊,建议应对该法条进行适当的修改。

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估算方法初探

对现有估算方法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无地质资料、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采空区可实测的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估算方法.

非法采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矿产资源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非法采矿罪仍存在一些误区。本文分析了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认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误区等问题,同时提出完善矿产资源保护刑事法律制度的初步构想。

论非法采矿罪

非法采矿罪出现于我国刑法典尚属首次。就该罪的沿革、概念、构成、适用、完善等问题进行探讨。

非法采砂行为扩张适用非法采矿罪的反思

非法采砂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非法采砂行为纳入非法采矿罪的规制范围。之后,司法实务中非法采矿案件和非矿砂类非法采矿案件的数量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是河道砂石并非全部属于非法采矿罪所规定的矿产资源,非法采砂行为与非法采矿罪的行为方式存在“排异反应”,将所有的非法采砂行为认定为非法采矿罪难免会引起“水土不服”。扩大解释基于与类推解释的“暧昧”关系和法益保护的机能倾向,具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天然倾向,不是一种值得广泛适用的解释方法。

非法采矿破坏的资源价值及其鉴定方法初探

指出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鉴定面临的问题,探讨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数额界定与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内涵问题,提出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鉴定方法。

非法采矿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采矿罪存在立法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本文认为:非法采矿罪应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无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特定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法定的特定矿种的,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活动和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本罪的主观上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这种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非法采矿行为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而故意为之,通常具有谋取非法利益之目的;另外,越界采矿行为也应被规定为单独的犯罪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在禁止性开采地区采矿的行为也应以非法采矿罪论处。

非法采矿罪的反思与重构

非法采矿越禁越呈高发态势,主要是非法采矿罪的刑法设置失当而导致惩罚乏力,必须重构非法采矿罪。在刑法增设并修正非法采矿罪之后,便将更多应罪行为排除在刑事惩罚之外:凡未取得采矿权而采矿的属"非法","非法"致使构罪的入口广泛而构罪的出口狭窄;同是侵犯公私财产权,而非法采矿的价值超过盗窃罪的100倍才构成犯罪。应将非法采矿罪重构为非法"采"与"矿"的系列犯罪,为此特构建采矿权状态"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刑法保护的法益依采矿权"二元结构"理论分设为"盗采矿产罪"与"擅自开采罪"。分设的两罪并列,在于两者分别具有并不相交的犯罪构成。同时,增设非法收购、运输盗采矿产品罪,以此覆盖非法采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