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应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结合我国2004—2018年31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是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在跨过各自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跨过其门槛值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减弱。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公路交通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区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文章基于2011年至2019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存在单一门槛;其次,当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值较低时,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反之,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再次,区域旅游接待能力、旅游禀赋、城市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与区域旅游发展水平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文章提出:应避免盲目进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合理规划公路交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区域其他资源与公路交通实现深层次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缓解了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1996～2010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探讨了农村金融发展缓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996～2010年,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鲜明的门槛效应。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当农村金融发展跨越第一门槛值0.3865时,农村金融发展加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效应减弱;而当农村金融发展跨越第二门槛值0.5954(即拐点)时,农村金融发展具有缓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均显著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而农业现代化水平则有助于缩小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以积极影响为主,同时呈现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以及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随着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并非总对贫困减缓产生实质贡献。为此,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在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

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15个欠发达县面板数据

乡村旅游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十四五”时期,乡村旅游仍然是维护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文章以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结合欠发达地区特点,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安徽省15个欠发达县在脱贫攻坚阶段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期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新时期的作用。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减缓具有非线性的正向影响,并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以贫困率表示贫困水平,当乡村旅游发展处于高水平时,能显著促进贫困减缓;以贫困人口数表示贫困水平,其减贫效应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而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较大。因此,在新时期维护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迅速提升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有力发挥其减贫效应;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全域旅游,改变乡村旅游减贫效应边际递减趋势;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与乡村旅游减贫的协同效应;改善欠发达地区营商投资环境,建立乡村旅游利益分配共享机制,形成乡村旅游减贫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理论与经验证据

鉴于现有文献对于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争议,本文基于Blum(1999)和Kopecky and Vanhoose(2004)构建了双重约束的商业银行利润函数,进一步探讨了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门槛效应。本文认为:严格的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一方面会降低商业银行杠杆率和利润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会通过优化资产组合的方式增加收益。那么,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将取决于二者的净效应。如果杠杆率降低和成本压力增加所产生的负效应大于优化资产组合所产生的正效应,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将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反之,则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12年中国44家商业银行的相应数据,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上述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最后,本文得出了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的作用机制——基于面板门限的非线性关系分析

基于我国29个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R&D资金投入与R&D人员投入对企业利润的作用特征及两者的协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R&D资金投入与R&D人员投入具有协调作用机制,只有研发资金与人员协同的企业才能实现超额利润。R&D资金投入存在最佳规模,中等规模下资金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弹性系数最大。R&D人员投入水平较高时,R&D资金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弹性系数较大。由于我国R&D人员投入水平整体偏低,且高素质研发人员较为匮乏,人员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显著。

非线性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测度研究——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Hansen面板门槛模型，利用中国1996～2008年间30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房地产财富效应的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从房价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来看，房价上涨对消费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呈现非线性的区制变化，尽管总体上房价上涨不利于促进消费，但是在不同类型的区制，对消费的抑制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建议针对中国不同类型的区域，平抑房价的方式应有所区别，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吗?——基于1998-2013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8年起开始快速扩张,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急剧攀升态势,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扩张是有益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是使其更加恶化呢?基于1998-2013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高等教育扩张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将变得富有意义。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对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张效应,不过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的比例逐渐扩大,高等教育扩张的平等化效应慢慢开始体现,高等教育扩张引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相对减小,但高等教育扩张始终未起到改善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对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与13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建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对省际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再分别通过GMM方法和投资动机差异视角下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地区的创新水平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调节这一影响过程,当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三类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能最为高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优化。

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对提升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基于广西欠发达县域数据的研究

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并向着共同富裕目标进军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发展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实现其有效振兴,从而提升村民收入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通过分析广西33个欠发达县2012—2020年这9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2020年乡村居民人均收入绝对水平作为乡村共同富裕水平指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了旅游发展对广西欠发达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于广西欠发达县的乡村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根据门槛值可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划分为3个阶段。当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可以显著地促进共同富裕水平,但随着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呈现递减的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R&D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统计研究

【目的】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统计研究,为江西省上市公司进行R&D投入合理规划、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建议。【方法】基于江西省2019—202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结果】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不同门槛值区间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边际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结论】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的R&D投入区间合理制定相应的研发计划,当企业R&D投入处于低区间时,应当加大R&D投入;当R&D投入上升至一定区间时,则需重点关注R&D投入效率问题,以避免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

人口老龄化下健康公共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健康公共品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非线性门槛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公共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健康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老龄化的交互项显著,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健康公共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在人口老龄化的不同水平上,健康公共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关系,跨越门槛值后健康公共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减小。此外,分组结果显示,政府投资、产业结构水平、城镇化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对此,在脱贫攻坚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应进一步提高健康公共品供给水平和效率,弱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效应,并针对地区资源禀赋不平衡、不充分状况,设计差异化的经济增长驱动战略,尤其需要促进政府投资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大新型城镇化和政府创新建设力度,助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

央企价值创造能力与研发投入的研究——基于不同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自2010年起,国资委对央企实行以EVA为核心的业绩考核制度。基于此背景,文章以2011—2016年的上市央企为样本,在考虑企业规模的影响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经济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造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发现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对EVA存在个体效应,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中不同规模下企业研发投入与EVA的关系会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即二者并非呈单一的线性关系,也不是普通的二次函数关系,而是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分区间的线性函数关系。

金融合作、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一带一路”国家2013~2019年金融合作面板数据,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合作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运用以金融合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合作不仅能够直接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还能作为门槛变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当金融合作跨过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未跨过门槛值时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持续深化金融合作,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旅游减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和手段。采用2009—2018年陕西省数据,结合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发展旅游业能够显著减缓地方贫困,同时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旅游业对贫困的减缓分别呈现出双重门槛、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发展旅游业并未减缓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之后,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当交通便利水平迈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区间时,旅游减贫效应更为明显;当产业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减贫效应较佳。政府应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为推动旅游减贫提供条件。

公共健康投资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基于山东省地市面板数据,构建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权重赋值和得分计算,对各地市进行了高质量发展评价;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健康投资对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东西区域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东部地市得分高于西部;2)对于全省和东西部区域样本来说,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西部影响最大;3)全省和西部样本分别有两个和一个门槛值,这说明公共健康投资对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非线性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