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述评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1981年至1996年,史料汇编大量出现,探索性研究形式表现为对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1997年至2015年,史料进一步完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2016年至今,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涉及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军建设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不断增强,学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展望未来,要深入挖掘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史料,强化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深化研究的时代价值,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

建构“红色中国”:海外亲历者的中共革命史书写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批海外亲历者所写的中共革命史著作。这些著作观察细致、视角新颖,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考证,注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及变化发展的眼光考察相关问题,对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作为都有论述,从他者角度构建了丰富的“红色中国”面相,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张海鹏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张海鹏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既有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在微观领域进行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和严谨的考辩考实,也有宽阔宏观视野和厚重理论体系指导下对关键问题、本质问题、影响深远问题的思考与评价,还有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对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相背离的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的揭露与批判。张海鹏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兼具方法论意义和现实启发性,值得学术界同仁学习和发扬光大。

青年如何重返革命的“历史现场”——以B站“革命史”讲解为分析对象

数字时代传播技术变革对当代青年的历史教育尤其是革命史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网络社会解构盛行、意义失落等诸多不利条件下,B站中以革命历史讲解为题材的视频,危中寻机,克服了既往的革命叙事中的教条主义,以更为青春、活泼的面孔为当代青年接近革命历史、重思革命精神打开了一条网络空间的通道。从内在动因上看,此类视频的成功既得益于优质的知识分享在智性层面上满足了当代青年的需求,更是因为其以“共情”的形式激活了革命理想、革命道德对当代青年的心灵震撼,使之在情感上得以重返革命的“历史现场”。未来的革命史教育应当以此为鉴,推动知识分享、情感叙事和革命历史的有机结合,实现“由情入理”“情理结合”,在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中培养当代青年的历史品格,使其得以审慎地锚定人生理想和奋斗方向。

《广州大革命史论丛》出版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运动,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一页壮丽辉煌的篇章。该书作者曾庆榴教授是《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学术顾问,资深党史研究的学者,该书是他数十年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广东地方史教学与研究相关成果的结集。

论土地革命战争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广东南路地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早在1927年5月就爆发了武装暴动,率先打响了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遂溪爆发的海山暴动,这比确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方针的“八七会议”早了将近3个月。这一时期,广东南路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有效实践。本文对土地革命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进行整体的梳理,分析此时出现的武装斗争、区级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等史实以及广东南路革命暴动的贡献,得出需提高土地革命战争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在革命史中地位的结论。

百色起义是一部伟大的革命史诗

百色起义是一部伟大的革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充分肯定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2017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指出,广西是革命老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块红色土地上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革命的对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个学术理路

“革命”是18世纪以后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的枢纽。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新视角、新理论与新史料等的推动与支撑,不断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和趋势。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无疑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公认的“学术高原”。

传统、制度及其适应性转化——关于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研究的思考

历史的演进是“变”与“常”的统一,“变”是断裂和转型,“常”是延续性和路径依赖。如果不把中国当代史置于整个近代甚至更久远的大背景下,许多问题都不可能讲透。本文对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研究进行了一些思考,重点是中国革命传统和制度在中共执政时期的延续和适应性转化问题,尤其关注两个时间节点——1949年和1978年,前者是从革命到执政的转轨,后者是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转轨。

“新革命史”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路径新探

作为一个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紧密相连的新兴研究模式,“新革命史”这个名词早已频繁出现于各类以研究中共革命史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通过对传统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拓展与重构,“新革命史”自其被提出以来逐渐被许多学者所认识和接受。既然“新革命史”开始将叙事方向延伸至社会领域,那么以包含对立统一规律的社会矛盾分析法,探求“新革命史”主要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就成为了更全面理解中共革命与社会基础之间具体关系的重要步骤。文章试图以“新革命史”为引,以社会矛盾分析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对“新革命史”视野下中共与民众、社会的互动进行更为具象化的解读,从而展现史学界提出并赞同“新革命史”观的适当性与合理性。

以平民视角重写美国革命史——阿尔弗雷德·F.扬《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评介

《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F.扬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其美国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的荟萃之作。本书集其毕生的研究旨趣与造诣,汇集了阿尔弗雷德·F.扬半个多世纪关于美国革命的学术研究,从对海港城市工匠、波士顿女性群体、非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角色分析,到对几乎被遗忘的自由之路、自由树的深度探索,呈现了美国革命的另一种真实,还原了普通人应有的历史地位。扬使用大量真实的原始史料,处理了美国革命是否激进的复杂问题,探讨了处于政治权力外围的普通民众在决定事件发展方面的作用,对美国开国一代的影响,以及革命中的民众如何被公众记忆所呈现。本文从作者的学术背景、著作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学术论争等方面对这部筚路蓝缕之作展开评述。

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

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的基础上,本文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作出进一步阐释。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只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其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已包罗殆尽,而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

迈向社会革命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其中呼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这对推动“新革命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无独有偶,《开放时代》从2010年第3期开始不定期组织“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研究专题,成为国内最早设置“新革命史”研究专题的刊物之一,所刊论文基本上都体现了“新革命史”研究所倡导的社会史视角,对于重新审视和建构“新革命史”理念具有较好的学术参照价值。

五十年代革命历史书写的典范——评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学习运动,以意识形态的手段建立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而＂中国革命史＂的宣传教育成为重要一环。在学习苏联经验、探索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史”自1953年6月被高教部确定为高校统一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后，

充分发挥中国革命史课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优势独具的作用

长期以来,爱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当代,爱国主义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具广泛号召力的一面伟大旗帜。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把爱国主义视为凝聚人心,振兴国运的一个强大的精神武器。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的内容加以强调。

当代理工科大学生对中国革命史课程的要求是什么?——一次课堂问卷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在理工科大学中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怎样才能适合学生们的特点和要求,怎样使这门课程成为有质量、有影响和受欢迎的课程,我想,这是所有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工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本人带着这个问题,在理工科的本科班中进行了一次课堂问卷调查。这是一个较标准的、由47人组成的班,所发出的问卷当堂回答当堂收回。通过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如下:

中国革命史课与当前的改革开放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教育,也是中国革命史课教学的一项重要要原则。当前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结果,要深入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就必须具备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把中国革命史教学与当前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相联系起来,既有可能,也很必要。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