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

1920年法国作家巴比塞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在巴黎成立光明社,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宣扬反战、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宗旨,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明社的刊物和沙龙等活动聚焦于文学革命本身,却为第三国际的宣传提供了载体,扩大了国际共运和苏俄革命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影响。在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巴比塞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试图在中国建立光明社分社,但无果而终。彼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尚不成气候,新生的中共也缺乏引领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论蒋光慈小说革命者内视角叙事的美学意蕴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蒋光慈用小说塑造了大批革命者形象,内视角叙事策略的普遍采用,既服务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在理性层面上思考了自我和社会问题,更是宣传和教化了革命思想。对内视角叙事策略的探究有利于考察蒋氏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亦有利于正视其小说的文学史意识和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价值。

马识途:从革命者到作家的传奇人生

2024年3月28日,作家、书法家马识途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110岁。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1月生于四川忠县(今重庆忠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地下工作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挫折与生死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正道:兼有学者和革命者的品格

著名哲学家孙伯鍨先生始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自觉把毕生的学术努力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先生所兼有的学者和革命者品格,不仅是其巨大人格魅力的依托,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楷模。

新主流电影中的类型叙事与诗意表达——以电影《革命者》为例

新主流电影是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延续和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它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内核,融合了主旋律的众多元素。本文以电影《革命者》为分析对象,对新主流电影中的类型叙事与诗意表达进行深层分析,从新主流电影的多样性、类型化叙事和诗意的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剖析其中的家国情怀所展现的价值内涵。

从个体走向团体:青年革命者的组织之路——以《学生杂志》读者答问为中心的考察

从对《学生杂志》“通讯栏”“答问栏”这两个栏目的历史考察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可以看到青年学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在组织问题上认识的变化,即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引导”至关注造成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诱因,意识到进入民间结合工农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然后经过组织生活的锻炼,这些青年学生逐步摆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最终成长为怀抱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视死如归的革命者陈延年

陈延年(1898—1927),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赴法国勤工俭学、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陈延年年轻有为,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董必武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麦茨理论视域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影像符号研究——以《革命者》为例

《革命者》是一部极为风格化的传记电影,特写镜头、对比蒙太奇、多线叙事以及影像符号是这次“艺术实验”的诸多亮点,但影片在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也对观众发起了一次审美体验上的挑战。文章从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理论出发,采用文本分析法,将电影《革命者》的视听内容分为内文本、全文本、泛文本三类,从三类文本出发,分析影像信息的传播和观众的感知方式。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影像中个体对观者的询唤、特写镜头下超我人格的体现以及以“光”为符号的表意形式三点出发,分析影像信息的传播和观者对影像的感知。从研究中可以得出,电影《革命者》在表意形式上的创新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少有的尝试,但是在风格化的影像表达下,叙事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极易影响观者对影片的情绪感知。在影像符号化逐渐受到创作者青睐的同时,其在信息传播中显露出的弊端也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革命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非线性叙事与审美意蕴

《革命者》以心理结构替代线性叙事,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策略。以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辐射时代际遇,描绘了革命年代的人间千面图。基于史实的细节刻画唤醒了个体对革命历史年代的集体记忆,强化了当下民众的国族认同。此外,《革命者》还将艺术深度与思想深度相结合,使革命主义精神在“革命之理”的引领下焕发了新生。

不一样的革命者——读《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1880年8月,马克思一家动身前往伦敦以南的兰兹格特避暑。在这期间,伦敦的一位自由主义改革家约翰·温斯顿访问了马克思。在咆哮的海浪声与沙滩上的喧闹声中,温斯顿问道:“什么是存在?”马克思回答:“斗争!”

《革命者》:中西方诗性语义下的记忆与生命

《革命者》在中西的“诗性”语义下均搭建起了一种诗性的文本空间与情绪氛围,而在此诗性空间的基础之上,一个“记忆之场”又在此诞生,承载着国人的时代记忆,又表达着生命美学的崇高呈现,并借影像予以再塑,革命情感由此生生不息。

从意识生成到思想革命——评电影《革命者》

吉尔·德勒兹认为影像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影像中既蕴含着哲学、美学的内容,又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电影《革命者》将意识和价值观念通过情感抒发传达给观众,让观众实现心理认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接受了影片所想表达的内容和传达的精神,会在此基础上生成自己的认识和观点,通过观影实现思想革命。

新主流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与叙事手法的转向——以电影《革命者》为例

新主流电影兼具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特征。在电影《革命者》中,一系列创新之举,如革命者形象塑造、小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形象反向塑造以及创新叙事策略等,都展现出新主流电影的新特征,不仅有效发挥了意识形态输出的作用,也为未来以人物为主要叙事聚焦点的新主流电影提供了形象塑造与叙事手法的创新思路。

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

《布礼》是一部表现革命者钟亦成忠诚危机的小说。忠诚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作为革命者的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革命的。革命者的身份、对党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他之所以成为"人"的全部保证。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为了克服这种危机,钟亦成反复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尤其是亲自参加的解放初期的第一次党员大会,以便重新确认自己和革命的同源关系。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又重建起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又成为钟亦成坚持忠诚的另一个支点。而本文力图表明的是:这与其说是忠诚危机的真正解决,不如说是危机的转移或疑似"解决"。

近代道德重建的可贵探索——孙中山论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

道德重建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革命的得失进行了持续的反思,愈益清醒地认识到道德重建对于革命的重要价值。围绕着国民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这两个方面,孙中山阐发了诸如"人格救国"、"替众人服务"、"为主义奋斗"以及"为主义牺牲"等道德主张。这些道德思想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导,其合理的内容在今天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然而,囿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诸多道德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问题,但并未能对道德的本质与道德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与探究,故未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现实途径。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从改良者到革命者——《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成型

《安徽俗话报》在短短一年半的生命历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矛盾性:被动与主动的矛盾,全面与片面的矛盾,激情与平和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主办者陈独秀在身份上从改良者向革命者的转变,在思想上从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过渡。《安徽俗话报》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为国为民求索道路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

左翼乡土小说中对于革命者的身体规训与革命书写

左翼乡土小说家清醒地认识到借助对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身体欲望和生理需求的满足来进行革命启蒙和革命动员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如果超过一定限度的话也有可能会给革命本身造成损害。因而在革命发动之后确有必要对农民革命者乃至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体进行必要的规训和改造,以将其力比多升华为对于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的追求与崇奉上来,而不是单纯汲汲于个人身体欲望的满足。如果任由农民的身体欲望无节制地发泄的话,势必会给革命带来损害,所以确有必要对革命者的身体进行规训和改造。

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

有关革命者生涯的记忆是作家王蒙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革命和革命者形象王蒙进行了不断的书写和重写。从《青春万岁》到新时期初的《布礼》、《蝴蝶》,再到后来的"季节"系列,作家对革命者形象的书写经历了纯情的歌颂、痛苦的分裂和忧愤的反讽三个阶段。王蒙作品中革命者形象的演变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作家创作心态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