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探寻宝树园中一叶——从书信和日记看顾颉刚与图书馆的互动

文章以顾颉刚35岁前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追溯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根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图书馆的互动。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植根于古籍积淀和历史研究的土壤,也受到当时图书馆改革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顾颉刚分别作为一位学生、图书馆员和学者,在使用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和改造图书馆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己对图书馆的理解,并为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实现与图书馆的互动和“相互成就”。这种认识和实践与他的其他学术事业交融在一起,如同一片盘根错节的密林,共同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方式。作为学者与图书馆互动的一个个案,文章展现出民国学者与图书馆事业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消失的登陆点:鲁迅、顾颉刚与厦大码头

鲁迅从北京经上海乘船到厦门太古栈后,转小船搬入厦门大学,而厦大登陆点在哪里,鲁迅没有提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地书·集注》认为在厦大附近的沙坡尾。笔者查阅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厦门时期的日记和书信,结合厦门文献和史料,探究这个消失的登陆点,位于厦大早期校门口的滨海码头。这样的追问和探寻的目的,不止在于发现“消失的登陆点”,更在于试图通过媒介视角的转换,揭示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厦大期间的交往关系及其变化。

顾颉刚与民间文学及其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诗经》渊源的崭新阐释。此外,他又对一系列民间文学进行了挖掘与整理,此中对孟姜女故事与《山歌》《吴歌》等歌谣选本的发现及出版,乃一宏大的拓荒工作。以上材料,既充实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内涵,亦为白话文学理念找到了坚实的依据,并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作出具体论证。顾颉刚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上的角色及贡献,实有重估的必要。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在“民俗”与“启蒙”之间:顾颉刚主编《歌谣周刊》始末

顾颉刚在歌谣运动中取得的民俗学研究实绩已为人所熟知,但其在北大国学门中编辑刊物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经考证,顾颉刚于1923年12月18日首次被常惠邀请接手《歌谣》,在1924年4月10日正式成为该刊主编。收并了《歌谣周刊》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后,主编仍由顾颉刚担任。任职期间,顾氏除负责刊物的编校、排印等基本事务外,还在“日派”与“英美派”的对立中斡旋、应对刊物的经济危机、在南下前选定冯沅君继任主编。厘清顾颉刚主编《歌谣周刊》的前因后果以及刊物的“民俗学”转向,得以发现顾氏佚文两篇,洞悉顾氏将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相区分的思维逻辑,把握其参与并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和革命互动的独到方式。

食在河、湟、洮、渭间: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饮食业——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7-1938年顾颉刚考察西北教育时的日记,详载游历河、湟、洮、渭间的衣食住行,是珍贵的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社会生活史料。《顾颉刚日记》所记兰州、西宁及各县城、乡镇的饮食业、饮食品类等状况,结合其他西行文献的零星记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生活习俗,可以弥补地方文献记载的不足。

浅谈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顾颉刚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历史学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思想主要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胡适的影响、前人辨伪的影响而逐渐形成,该观点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了解和评价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思想的来源不仅有助于了解20世纪的史学思想,对今天史学工作者研究古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四种及其关系研究

顾颉刚先生的《浪口村随笔》有四种,即1939年在昆明浪口村做的读书笔记稿本、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刊发的读书札记、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出版的油印本以及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编》。其中,1939年稿本是其他三种的基础,1949年油印本脱胎于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所刊的读书札记,而1963年中华书局版《史林杂识初编》则是从1949年油印本中选出来的经典。这四种《浪口村随笔》各有特色,虽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别,但实际上联系密切。其中不变的是民族考古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改变的是越加精益的文字和更加成熟的观点。

为学术与为社会——顾颉刚早期民俗学研究的思想历程

顾颉刚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三个课题,即吴歌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对东岳庙和妙峰山的考察,都注重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运行模式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中民众的角色、地位、身份。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坐标中,顾颉刚民俗研究活动始终处于思想与实践、学术与运动的交叉位置,并通过这些研究逐渐树立起了解民众的目标,以此消弭象牙塔里的学问钻研与走入民众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张力。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李文实先生述略——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相关记载为中心

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以及相关回忆录中的记载,对曾任兰大历史系代主任的青海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的一生活动进行了探讨。着重探究他青年时期追随顾颉刚先生在成都、重庆、徐州、兰州、上海等地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及蒙冤入狱和恢复自由后的学术研究情况。

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

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主任后,一方面为充实历史组的学科建设而广泛聘请人才,申请中英庚款资助并开展学术调查,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推进北平志的编纂,从各专史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入手为中国通史撰述作准备,为史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突破了其地方史学研究的局限,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

民族未老与图强之法——顾颉刚与民族“输血论”

顾颉刚提出了民族“输血论”观点,肯定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将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少数民族身上。“输血论”是顾颉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渊源之一,对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其论证过程、理论基础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他首次全面评价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脉络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顾颉刚与周春元的交谊及学术传承

顾颉刚在我国20世纪历史学领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身为顾氏众多弟子一员的周春元亦在西南地方史、史学史、方志学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史学贡献。两者的交谊发端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密切交往于文史杂志社,在此期间周春元直接受教于顾氏,并且在顾氏的奖掖提携之下,逐渐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文史杂志社分离后,顾氏的学术思想与治史方法深刻影响了周春元的学术发展轨迹。总体而言,两者的研究领域虽然重叠较少,但实际上仍存在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多元”与“一体”的辐合: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的著名论断,蕴含着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辐合关系。在费孝通提出这一理论之前,顾颉刚就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做过系统论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与他当年跟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密不可分。总体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不可分割、紧密团结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多元”是中华民族的特有属性,“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多元”与“一体”的深度辐合。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借鉴和学习顾颉刚有关中华民族的思考,不断完善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