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

徐旭生先生在研究分析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于1959年夏天亲赴 豫西4县作“夏墟”的考古调查。第一个目标是颍川阳城，即登封告成镇。结果在镇西南约 1公里处发现了八方遗址，内涵有仰韶、龙山和洛阳东干沟遗址类型的文化遗物。调查的初 步报告公布以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注意。从1977年开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八 方遗址（即现在的王城岗遗址）作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又在镇 的东北部调查并试掘了一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阳城”。发现在战国陶豆上戳印有“阳城 仓器”的文字，为告成即禹都阳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并进而从各相关方面作出论证 ，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即今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不在濮阳。

魏晋政权的演变与颍川地区士族及人才的发展——兼论九品中正制的影响

颍川士人在汉末为曹操统一北方及曹魏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魏晋嬗代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魏、晋政权的演变中颍川士人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曹魏政权的建立还是魏晋政权的嬗代也同样给他们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曹魏政权下他们获得高官厚禄,进而又拥有了士族身份,由此奠定了不为皇权转移而改变的社会特权,但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也使颍川地区的人才发展趋于衰落。魏晋嬗代司马氏虽保障了颍川士族特权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使得颍川士族养成和传承了政治投机心态,而在学术文化上建树无多,事实上魏晋嬗代导致了颍川地区人才的凋零和士族整体的衰落。

试论汉魏时期颍川士风的时代特征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地域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颍川士林之风，概而言之，有六个方面：积极入世关注社会的政治态度；崇尚名节始终不渝的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追求贤能的探索精神；团结合作共赴时艰的奋斗精神；注重文事热心教育的文化传统；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际遇

曹操在创立霸业和建立霸府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谯沛与颍川两大势力集团。两大集团的形成历史、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政治追求与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其政治地位和曹操对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与倚重程度,在建安十五年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颍川集团政治际遇的变化既反映出曹操霸业的完成,同时也预示着曹魏政权未来的政治走向与政治命运。

汉末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文化述论

颍川荀氏家族是汉末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其家族文化渊深博大。主要是:儒学传家,礼法兼治;与时俱进,引领玄风;注重事功,应时达变。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颍川堂钟氏族谱》的史料价值——兼考钟嵘家世、生年和出生地

以《颍川堂钟氏族谱》为例,旨在说明谱牒或史书所记,不可一概肯定或否定,科学的态度是应以谱牒与史书相互印证,互相补充,去伪存真,还原历史原貌。

韩愈乃东汉颍川韩棱之后考

韩愈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影响巨大。自唐以降享有崇高的声誉,然而对其籍贯却长期众说纷纭。考订韩愈的祖籍,必然涉及世系。韩愈先世起源于何时?又有何变迁?学术界虽然有争论,但综合文献和碑刻墓志厘析,韩愈为颍川韩棱之后的脉络颇为清晰。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的原因探究

颍川郡地处中原,靠近都城,地理位置特殊,被称为“四战之地,”作为陈夏故地,士民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多大姓冠族,经济较为发达,豪族势力强大;私学发达,人才辈出,显名于世;士人遭受了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和东汉后期的变乱,士风发生变化,士人由“气节之士”向“权谋之士”转变。基于这些原因,颍川奇士众多。

简论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与颍川豪族的关系

颍川郡由于地处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发达,自秦置郡以来,本地的豪族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士族化和官僚化。汉魏之际颍川郡人才辈出,名动古今,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划下浓浓的一笔。颍川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奇士,其根本原因在于颍川郡豪族众多,为多奇士现象的出现创造了一系列条件。

论汉晋之际颍川陈氏家族的兴起

颍川大族陈氏兴起始于陈寔,陈群是陈氏发展成为高门大族的关键性人物,其后陈泰、陈凖、陈戴、陈眕等一直身居高位。通过对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可以看出,陈氏以名士起家,逐渐变成名门大族;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联合;相机应变的政治态度,使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政权更迭的难关;经明行修的儒学文化传统,重视家学家庭教育,以及九品中正制保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共同促成了颍川陈氏家族兴起。

论东晋门阀政治斗争中芜湖的地位——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家族为例

东晋的建立应放在“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侵的延长线上来认识,而东晋一朝得以偏居江左百余年,则要从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中来看待。在东晋的门阀政治斗争中,士族之间既有因共同利益产生的合作,亦有因家族矛盾产生的倾轧。在王、庾家族的政治斗争中,芜湖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两者所看重,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

颍川集团的法家文化特质与曹操的用人治世理念

汉魏之际的颍川地区具有浓郁的法家文化传统,多产奇谋之士。颍川士人虽以儒学为宗,但更加崇尚功用权谋,强调以法治国。曹操用人以才为先,且坚持"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治世理念。颍川士人的法家文化品格和奇谋才智,正契合曹操的治世理念和用人需要。因此,颍川士人集团能够成为曹操重要的倚重力量。

汉末魏晋时期颍川陈氏家族文化述论

颍川陈氏是汉末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其家族文化渊深厚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孝友持家,德化一方;二、慎密为政,应时权变;三、以儒为宗,由文渐武。

颍川河流域综合治理实践及探讨

颍川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依托麦积区颍川河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进行地埂绿化60.8万m,荒山造林154.7hm2、林带恢复133.3hm2,林下经济种植0.15万hm2,道路绿化45km,梯田工程666.7hm2,通过堤防工程、水平台、鱼鳞坑等工程,全面开展了生态治理工程,总结了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为当地生态治理提供了依据。

周口“颍川八景”的美学分析

河南周口是在明清之际依靠淮河以北的最大支流——沙颍河,因漕运而兴盛起的内陆码头,周口"颍川八景"的生成与之同步。从八景外在结构来看,八景之"八"主要来自于八卦。内在结构存在着虚与实的问题。八景的美学品位主要是优美,体现着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这种优美与和谐也同时遮蔽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残酷。

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

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钟氏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的重要世族之一,该家族上承殷周,下迄隋唐,振兴和鼎盛于三国曹魏时代。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勿庸置疑,对这样一个大家族进行历史地考察与研究,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颍川荀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一

关于士族门阀问题,国内(包括港、台)、外都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但一则不多,二则我们能见到的也很少。个案研究是进行科学概括的基础;没有对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家族的具体解剖,要对士族门阀问题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是困难的。颍川荀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①。它的成员,自东汉后期到隋初,见诸史籍者百人②。对予这样一个家族,解剖它的各个方面,弄清它的兴衰演变,分析其兴衰原因,探讨其历史作用,对于认识整个士族门阀问题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