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风俗之镜/径——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涵

《雪山大地》以地方民族风俗为方法重塑民族记忆,重述国家历史,建构民族文化认同。风俗成为窥见民族生活、情感和精神的艺术之镜/径。小说既以风俗为镜,映照民族生活状态和时代流转;又以风俗为径,深入生活的细处和历史文化纵深,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经由《雪山大地》中风俗的描述方式,可见新时代中国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叙事美学的嬗变。

民俗学与风俗学及考现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为“民俗”是“不易变化的事象”“风俗”是“容易变化的事象”的观点在日本传播开来。在这种二分法的理解中,前者被解释为“民俗学”,后者被解释为“风俗学”和“考现学”。本文将民俗等同于vernacular,并将其定义为“在共享某种社会语境的群体中,从某个个人的生世界里产生并活化的经验、知识、表现。特别是我们能从中发现,或预期能从中发现与霸权主义、普世主义、主流和中心的立场相悖的意识、感情、感觉。”在此,“不易变化的事象”及“容易变化的事象”都可以被视作vernacular。

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

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习俗 ,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语言的诸多方面 ,各方面的风俗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而统治者的风俗政策 ,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 ,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与剧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整齐风俗诚非易事。风俗政策与风俗观念的多样化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 ,尽管南北风俗不同又各有变化 ,但南北风尚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接近 ,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 ;二是个人追求的自由性 ;三是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四是鬼神文化的兴盛 ;五是风俗文化显著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社会风俗和文化的这些特征 ,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

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阅读史的一个视角

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自17世纪传入欧洲后却登堂入室,入藏各类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使中国小说文本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中国小说以风俗志形式进入欧洲阅读史,东方学家认为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形式流通欧洲,看似其读者各有所属,实则他们之间相互交叉、影响,都以观风俗为阅读旨趣,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小说也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从《汉书》、《后汉书》到《晋书》,其《五行志》所述服妖条下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汉书》所载均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其中的关键人物皆因服饰的错穿、误穿,影响了政治生涯并终致失败;《后汉书》所载服妖,表现出某些新现象,透视出服饰妆容方面的新变化,出现某些传统服饰未见的新元素,如木屐的流行,胡物、奇装的出现等;《晋书》所载服妖传递出其时服饰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出现尚新、求美以及追求松弛自由的个性做派。这些新变化既是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也是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式微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正在形成。汉晋三部正史《五行志》服妖叙事表明,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工具之一的服妖,本质上是以批判社会上异质服饰为目的,客观上却成为社会风俗变迁的晴雨表。

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的构成、分布与历史成因——以浙江方志为中心

风俗是方志内容的重要构成,风俗志是方志主要门目。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主要由“习尚”“四礼”和“岁时”构成。“习尚”记载民风、习性、俗尚;“四礼”记载“冠婚丧祭”人生礼仪;“岁时”记载时令节庆活动。风俗内容主要分布于舆地志、风土志和风俗志,少数分布于纪事志、礼俗志等志门。风俗内容归于不同志门,反映了风俗内涵的丰富性以及修志者对风俗的不同认识。“习尚”“四礼”和“岁时”三者进入方志的时间与路径不同。“习尚”随风土志在宋元整体进入方志。“四礼”最晚在明初进入方志,永乐年间《家礼》提升为国家礼制并在地方广泛实施,是方志“四礼”书写的实践基础。“岁时”在明代普遍进入方志,形成书写共识,与明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完善及其广泛实施有密切关系,其著录与书写深受方志体例发展与《荆楚岁时记》等岁时专志的影响。

良善风俗、民间权威与地方治理——《凉州十八拍》文学之外的附加值

民国时期中原板荡,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诸郡孤悬西北,饱受军阀割据之苦。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社会秩序的维系依靠的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良善风俗与以乡贤为主的地方权威。《凉州十八拍》的故事对彼时的社会面貌和地方治理现状做出了生动的描摹,其中所蕴含的地方治理经验依旧值得当下借鉴。

“风俗”与“风俗画”相关问题略论

本文从"风俗"的涵义入手,讨论了"风俗文化"的特征,并对"风俗画"作了概念性的界定。同时,文章讨论了与风俗相关的"民俗学"、"民艺学"、"民间美术"与"民间绘画"等概念,并归纳了"风俗画"的三个基本特征。

研究中国风俗史要注意民族性和历史性——《汉族风俗史》序

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内研究民俗文化，既要注意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又要注意汉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既要注意民俗志的研究，又要注意民俗史的研究。研究中国风俗史既要注意民族性，又要注意历史性。

宋代风俗画中女性活动特征及其空间环境观

通过以宋代女性图像(包含女性活动的画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龄段对宋代女性活动类型、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并在环境要素细分与统计的基础上探索不同类型女性活动空间的环境要素构成及其所反射出的空间环境观。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社会风俗

考察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类社会风俗:一是家庭生活风俗,二是社会礼仪风俗,三是其它风俗。既揭示当时南、北风俗之异的方面,又展示其相同的方面,还尽可能地将当时南北风俗与前代风俗相比较。

根据地司法对风俗习惯的甄别、援用及其逻辑

为实现根据地的有效治理,根据地司法机关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甄别,并根据甄别结果作出相应处理。有的风俗习惯得到援用,或作为判决中的民事法源,或在案件的事实查明、法律发现、价值权衡、裁判论证等方面发挥作用;有的风俗习惯则在甄别后被拒绝援用。根据地司法甄别风俗习惯时所秉持的逻辑,既遵循马克思主义认可习惯法权的立场,也对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社会资源成本进行了考量。甄别援用风俗习惯需要司法者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司法方法论,人民司法的若干特征也因此而形成。

17世纪荷兰风俗画情色意象再探

风俗画以日常生活内容作为表现对象,在17世纪的荷兰成为独立的画科,以表现日常生活为主,多用于室内装饰。这些风俗画除了精细地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外,往往还蕴含了丰富的寓意。前人已经从社会学、图像学等角度探讨过荷兰绘画的情色内容,此文拟从荷兰绘画与古典主义文学戏剧的关联、上层阶级的自身展示与下层阶级风俗画解读的模糊性三个角度,来讨论荷兰绘画的情色内涵。

桂东家风俗文化述略

广西桂东各县客家人丰富多彩的风俗，展示了客家人的风俗文化，为客家研究提供了田野调查材料。

欧阳修风俗思想研究

欧阳修以特立独行的批判方式形成自己疑古辨伪的理论风格,对于整个宋代社会之前的风俗思想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清洗。其中,他将经学与风俗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易》、《周礼》等典籍进行的批判、质疑、驳斥,显示出其战斗精神。他所要强调的,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都在事实上以"民"与"俗"为重要依据,显示出其风俗思想的民本内容。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本思想的表达者,他的风俗思想与他的文化思想,在根本上或在总体上都是以国家、社稷为出发点的。欧阳修特别重视礼教对社会风俗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一再强调对"三代"传统的维护,藉以抵抗佛老"鄙俚"、"怪妄"之俗,他所要坚持、维护、修复的正是冠之以"尧、舜、三代"之名的"正统"。他的风俗思想是北宋前期政治家、文学家阶层风俗思想的代表。

岁时风俗知识的记录传统及多重记述形态

《荆楚岁时记》成书前,关于岁时风俗的记录,存在于子学文献、地记文献与志异类文献中,展示的是其与政教、地理、风俗传说间的学术关系。汉魏时期,在政教风俗观、地理风俗观、民间风俗传说这三类体系下,形成了古代文献关于岁时风俗知识的不同记录传统及其多重记述形态。

“围”与“突”:清代京师整饬风俗与禁戏

出于对“风俗”的整饬,康熙十年起禁止京师内城设立“戏园”,内城成为“区域性禁戏”的典型代表。至乾隆后期,内城突破禁令出现戏园,直到嘉庆四年才被再次禁止。因为内城“茶园”的存在,嘉庆后期偶尔出现“茶园”违禁演戏的现象。除了国服期以外,自嘉庆十二年起,“斋戒日”也被正式纳入“时段性禁戏”,并且禁限时间偶尔被延长。此外,京师地区还存在“纲常伦理性禁戏”,禁止演唱淫词、斗狠之戏,严禁夜戏、卖女座。道光以后,国势日微,因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以及帝王对戏曲演出的默许态度,禁戏令逐渐松弛。总体而言,在“围”与“突”的争衡中,较之外省,京师地区禁限的效果仍旧最为直接、最为有效。

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

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为中心,考察了有关苗人“风俗”文本的特点,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编修者的华夷观念。明初贵州建省之后,省志、府州县志编纂工作随之开始。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官修贵州地方志中,苗人风俗的书写极其相似,而这主要表现在对苗人的“非人化”“非礼制”的描写,以及强调王朝直接统治之后、渐知仁义的教化效果。这种统一化的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着很多原因,首先与当时任职贵州这一偏僻之地的官员以及方志编修者所持的华夷观念紧密相关,其次编修者缺乏实地考察,故而承袭前志记载。同时也与地方志“风俗篇”具有的教化功能有关。但统一化的描写之外也有意外出现,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个人境遇使其私修的《黔记》呈现出非常野蛮、落后的苗人形象。而除传统志书之外,明清的士人也构筑了另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苗俗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空间里面若隐若现。

“风俗”视野与“天下”想象的现代召唤——论废名1940年代后期的乡土书写转向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近来多被视为个人思想史性质的作品,在1940年代后期备受讨论则是由于其中“老百姓的生活”及“情绪”。小说的乡村呈现和废名1920年代的风景画式书写形成鲜明对比,既缘于对农村了解的加深,亦缘于儒家世界观的内化。作为小说叙事重心之一,“风俗”既非刚性制度,又不同于地方仪式,而是近于传统内涵;“风俗”改造超越了启蒙框架,指向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通过描写农人的民族精神,小说确立“爱国”与“爱天下”、“救国”与“救世界”相统一的政治想象。这一想象有乌托邦性质但不乏现实根基,预示了废名此后的思想道路。和此前西方乡村文学潮流的模仿相比,废名1940年代的乡土书写揭示了另一种中国文学融入世界之可能。

临沂龙文化传说与风俗研究

山东临沂历史悠久,位于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带,受龙凤图腾文化影响深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临沂先民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结合自身特色,形成了大量具有临沂特色的龙文化传说。这些龙文化传说和龙文化风俗,共同构成了临沂的龙文化信仰体系,体现着临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作力,塑造着临沂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保护、传承和发扬临沂龙文化,是新一代临沂人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