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嵌入、风险承担水平与科技创业绩效——产品市场竞争视角

社会网络嵌入有助于提高科技创业企业资源获取、整合与配置能力,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科技创业绩效提升,但该过程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基于网络嵌入和资源配置理论,选取创业板企业2010—2021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探究社会网络嵌入、风险承担水平与科技创业绩效间的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在该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社会网络嵌入对科技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水平在社会网络嵌入和科技创业绩效正向关系中发挥积极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对风险承担水平和科技创业绩效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对风险承担水平和科技创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②社会网络嵌入对科技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社会网络嵌入更能促进科技创业绩效提升,社会网络嵌入对非国有企业科技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深化企业交流合作、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广泛进行市场调研、加大研发投入强度等建议。

“逆向混改”能提升民企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探讨了民企“逆向混改”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逆向混改”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相对于股权结构层面,在高层治理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会因市场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外资参股而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流通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助力。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机理。研究表明,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流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股权激励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流通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流通企业制定数字化战略、提高创新能力、重视股权激励及加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LPR改革缓解了企业融资难吗?——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准自然实验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成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之“锚”,直接影响着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对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LPR改革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LPR改革显著增加了低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融资规模,主要增加低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对样本进行机制分析发现:LPR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的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规模,同时银企信息对称性在LPR改革与企业长期借款中起到中介作用,在LPR改革与企业短期借款中起到遮掩作用。因此,加大对高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的融资力度、优化长期贷款机制、发展多元融资渠道以及建立银企信息互通机制是改善企业融资的有效改革举措。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双元创新——基于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效应

基于双元创新的效率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双元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双元创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创新效率推动双元创新;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双元创新具有协同调节作用;不同产权性质、地区特征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论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双元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也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探讨——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体现,在企业的长远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为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文章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内部控制在二者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且这一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另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治理能力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竞争战略与盈余管理——基于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

企业盈余管理不仅影响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会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受到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企业战略选择的不同对实施盈余管理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并从外部环境角度探讨了审计质量对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与实施防御型战略的企业相比,实施进攻型战略的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风险承担水平是竞争战略与盈余管理影响关系的主要传导路径,且外部审计质量能够抑制竞争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关系研究

以2010—2022年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中起驱动作用,且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基于产权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理论,并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为房地产企业降低杠杆率、拓宽融资渠道、增强风险管控提供建议。

数据要素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是打破市场“数据壁垒”与“信息断层”、激发数据要素内在活力、赋能企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对企业的风险偏好与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探究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激发企业内在活力、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数字革命背景下的重要议题。利用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地级市公共数据平台首次上线这一准自然实验,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后,市场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进而显著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效应在属于高科技行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以及所在城市行政级别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审计费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8-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并探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对审计费用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共同机构所有权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文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丰富了对共同机构所有权经济影响的研究,同时,填补了有关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空白。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创新引领企业长久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下行、宏观环境收紧以及系统性风险下,实体经济要创新就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创新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基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容易暴雷,银行信贷又受抵押条件限制等问题,本文以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水平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但是商业信用融资会降低风险承担水平,且风险承担水平会在商业信用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优化供应链结构,获取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多赛道竞争,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风险承担水平

论文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代际传承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代际传承事件会削弱企业风险承担,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缓解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论文对我国家族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非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出U型关系,从机制分析来看,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化行为会通过中介变量资本支出影响企业风险,而过度融资则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和融资约束较高的非金融企业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U型关系更加显著。本研究验证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对控制企业风险的有效性,并提供了微观证据,有助于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This study selec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listed in China’s A-share marke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on corporate risk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firms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firms can affect firm risk through capital expenditure, while excessive financing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firms on capital expenditu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among state-owned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and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with high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and corporate risk is more significant.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in controlling corporate risks, and provides micro-evidence to help prevent the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and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3~2022年73家城商行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会提高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第二,以存贷比度量的银行流动性风险在上述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削弱上述影响,有利于当地城商行稳健经营;第四,上述影响会因政府控股情况和银行是否上市存在差异,这表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外部监督能够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Controlling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debt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preven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is study selects panel data from 73 city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3 to 2022, and uses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debt and the risk-taking level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debt increases the risk-taking level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Second, liquidity risk measured by the loan-to-deposit ratio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above effect. Third,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weaken the aforementioned impact, promoting stable operations of loc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Fourth, these effects vary depending on government ownership and whether banks are publicly listed, indicating that reasonable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ca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implicit debt on the risk-taking level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媒体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文本分析的实证考察

媒体报道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传递和监督的重要中介,其情绪倾向能够通过信息加工和反馈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决策和运营过程。基于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企业相关新闻报道的语义分析,量化媒体情绪,并结合企业财务数据,实证考察了媒体情绪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积极的媒体情绪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消极的媒体情绪则相反,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媒体情绪对企业风险管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媒体情绪波动,优化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A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 capital market, media reports’ emotional tendency can subtly affect the decision-making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feedback.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through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corporate-related news reports, the paper quantifies media sentiment, and combines with corporate financial data, empirically examines how media sentiment affects the risk taking level of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positive media senti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isk-taking, while negative media sentiment, on the contrary,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risk-taking.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media emotion o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media emotion fluctuations and optimiz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企业ESG表现、审计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重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责任履行是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以2016—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ESG表现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有效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且ESG表现与审计质量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中存在替代效应,即审计质量越低的企业,其ESG表现降低风险承担的效果越突出。揭示了媒体报道在ESG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中介作用。从审计质量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为ESG协同审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力量,在不断地探索前进。本文整理2007~2022年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大背景下,从委派董事治理维度分析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提高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此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在融资约束水平越低、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风险承担水平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经营期望落差、风险承担水平与创新可持续性——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的比较研究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较高的调整成本,因此保证创新可持续性对我国企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05-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经营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考虑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产权性质的情境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经营期望落差对创新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经营期望落差对创新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风险承担水平则会弱化经营期望落差与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在论证经营期望落差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投资决策的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参考。

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高管激励的视角

以2007—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实施股权激励、高管薪酬差距较大的情景下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符合“代理成本假说”,即在代理成本较高、董事会监督绩效较差的企业中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治理结构层面提供了企业组织结构安排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与经理兼任现象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