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时期韩朝首脑会晤:成果、阻力及启示

朝鲜半岛作为地区乃至全球热点,使得朝韩首脑会晤举世瞩目。文在寅政府对朝“月光政策”触发朝鲜通时合变,力图“借南通美”。文在寅时期的朝韩首脑会晤试图以南北共存共荣为目标,力争自主解决半岛问题,在南北和解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合作,实现朝韩关系化敌为友。朝韩首脑会晤与朝美首脑会晤良性互动与相辅相成仅昙花一现。朝美矛盾的爆发将朝韩首脑会晤成果毁于一旦。美国因素的破坏效果巨大。在朝韩首脑会晤问题上,中国一直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是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力量。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首脑外交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首脑外交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数据,以及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就首脑外交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脑出访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货物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经济总量的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首脑外交的货物出口创造效应的三大关键因素;在服务出口方面,首脑外交呈现出行业异质性,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上述两类贸易创造效应都产生了抑制作用。此外,首脑外交并未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小规模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未受到充分的正面刺激。在后疫情时代,有必要尽快恢复线下的高层互访机制,并充分考虑首脑外交对出口和投资促进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3年10月26日,比什凯克)尊敬的扎帕罗夫总理,各位同事: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古丝绸之路重镇比什凯克。首先,感谢扎帕罗夫总理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本次会议所作的精心准备和周到安排。在今年7月上合组织元首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弘扬“上海精神”、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达成了重要共识,明确了重点任务。我认为,我们的政府首脑会议,就是要响应和落实好元首会议的精神。如何响应和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要细化“任务书”和“时间表”,一项一项推进;在思想上.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中美首脑外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双方一直在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处之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诉求意图明显。特别在首脑外交领域,双方的互动积极有效,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两国首脑间访问走向常规化;首脑会晤形式多样化并逐渐制度化;首脑间致电通话内容深入化;首脑间交流层次更加多元化。中美首脑外交全面展开,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而且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理论意义在于,中美首脑外交发展,可以为破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防范和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新的范式;现实意义在于,两国首脑的外交形式更加多样,逐渐形成交流机制,有助于中美增加战略互信,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推动地区性事务和全球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研究——国家利益的视角

首脑外交是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解决双边、多边关系与重大国际事务而以正式身份公开、直接参与的个人外交。它具有地位特殊、效果直接、关系重大、迅速及时和举世瞩目的特点。回顾中国首脑外交的历程。

二战时法西斯三轴心国首脑从未齐聚会晤之原因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在世界几大洲点起了战火,全世界人民英勇抗战。除了中立国以外,形成了两大主要阵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率先形成法西斯同盟,而反法西斯同盟主要以英美中苏为主力军。反法西斯同盟开过多次重要的国际首脑会议。首脑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商讨策略,更是一种联合的象征,是首脑之间彼此重视的体现。然而法西斯集团虽然形成得早,在备战和战争的十年间,却并没有举行一次三国首脑齐聚会晤,原因何在?本文主要从人为因素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争形势和自然环境出发,探求三国首脑从未聚首的原因。

透视第16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

不结盟运动目前有120个成员国以及一批观察员国家和观察员组织,一般情况下该组织三年举办一次首脑会议,第16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于2012年8月30日至3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成员国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

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与周边外交

自新世纪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被赋予首要地位,而首脑外交是这一地位的具体体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中国的"首脑"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首脑出访也就是"九大常委"的出访活动。从2003年至2009年七年间,与受访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首脑出访周边国家呈现了出访次数多,出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出访安排上具有优先性,参加周边地区多边国际会议和重点庆典活动多等特征。通过首脑的出访,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特点:地缘政治的特殊考量决定了周边外交在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并重,全面、深入、广泛地开展全方位周边外交;首脑出访务实高效,经济外交空前活跃;致力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的特点与动因

冷战后，中国以亚太地区和联合国为中心，开展了积极的多边首脑外交。其具有力度不断加大、内容逐渐多元、外在制度完备、内在缺乏约束等特点。经济全球化、集团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则是中国开展多边首脑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

清代州县官任职制度探析--附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地方行政首脑权力制约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定有完备的制度。知州由现任官员升任、调任,知县则大部分由进士、举人、贡生、吏员和捐纳人员除授;通过划分题缺、调缺、选缺等实现吏部与各省督抚之间的权力划分;州县官出缺后,新官通过委代、委署和补授等三种方式继任,任职程序和资格均有定制。有清一代,督抚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定制,实际上主导了州县官的任用。通过清代州县官任职制度的运作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政治对于地方行政首脑的权力进行制约具有合理性,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地方分权制度,这种制约难以奏效。

首脑外交视域下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拉关系,拉美国家成为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拉关系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本文以中拉首脑之间的频繁互访为线索,对中国领导人三次访问拉美及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创立进行研究,从"命运共同体"、大国外交、多边外交、经贸合作四个维度论述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涵。

中美媒介建构“2015年中美首脑会晤”框架的符号分析——一种跨文化传播个案的框架分析路径

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中美首脑会晤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通过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所建构的中美关系、中国形象、访美事件三方面框架的归纳,从转喻与缺席的角度指出利益博弈和国家公关是导致二者框架不同的主要原因,指出中美不同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维度深深地影响了二者对访美事件迥然不同的建构。对于跨文化传播事件以此为个案的研究进行符号与话语分析提供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意义。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作用与方向

冷战后的中国多边首脑外交成绩斐然,实现了主权、发展和责任三大利益需求;拓宽了范围与渠道,深化了内容与作用;今后加强实践与理论研究应成为其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

论90年代中国多边首脑外交

多边首脑外交是当今世界外交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世界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９０年代，我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开展多边首脑外交，不仅使中国外交活动与当今世界外交发展同步，而且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９０年代中国全方位多边首脑外交呈...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历史考察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西方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机制。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它对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探索。

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下)

诺贝尔奖迄今已颁发了115届(1901—2015年,其中1940—1942年未颁奖),共有870人874人次赢得诺奖,另有23个组织机构在24个年度内26次荣获诺和奖。在所有诺奖得主中,迄今共出现过18个国家的26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含阿拉法特),其中获奖时在任14位,前任8位,后任4位。除温斯顿·丘吉尔是诺文奖得主以外,其余25位均是诺和奖得主。还重点介绍了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及其荣获诺奖的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