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州府的法司与法司的驳正权

宋代州府的法司与司法参军并非同一个概念,两者不能等同,法司是由吏人和司法参军构成。法司吏人与司法参军分属不同的官、吏系统。法司检法,先由吏人检出相关的量刑法条,再由司法参军检定。检法之司唯得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针对法司胥吏,还包括司法参军在内。法司所谓驳正,是针对鞫狱官审讯已结案的驳议。法律禁止检法之司对检法后案子的覆核判决发表意见,是就后面的详议程序而言的,是宋代鞫、谳、议分司审判体系运行的需要,是一项维护公平决案机制的重要措施。书拟属于覆核判决程序,作为谳官的司法参军并不参与。

《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驳正

秦建明先生撰《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刊于《文博》2006年第三期.该文旁征博引,力图抉隐发微,让人钦佩.但其说与古仪、古物却多处相悖,特予驳正,以就教秦先生及诸位专家,敬希不吝赐教.……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本字考释驳正三则

《说文通训定声》是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朱骏声的代表作,考本字是全书的重要内容,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着诸多失误。造成朱骏声本字考求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直接根据前人的传注训诂材料确定本字。《诗·鸱鸮》“予所蓄租”之“租”义为“蓄积”,属于引申义而非假借义,朱骏声对传注训诂材料未加辨析而据此所考出的四个本字“贮”“储”“作”“祖”是错误的;《庄子·达生》“公反,诶诒为病”之“诶诒”为连绵词,无本字可考,朱骏声根据前人训释考出两个本字“绐”和“眙”,误;《周礼·宫正》“凡邦之事,跸”,其“事”为祭祀义,乃引申义,朱骏声根据古注判定为假借并为之考出本字“祀”,误。

“驳正俗说”:周作人随笔的修辞策略

所谓的“驳正” ,就是反抗正统权威 ;而“俗说”则是以诙谐的态度出之 ,即周作人注意用诙谐幽默笔法创作出蕴含社会深意的随笔作品。这虽是“拨草寻蛇”的看家本领 ,但他也只到要被“火”烤了为止 ,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其深层原因是周作人的“中庸”观念在作祟 ,使他在“驳正”与“俗说”之间取得一种艺术的节制和均衡。因而他的随笔作品呈现出“中和”之美 ,是“微词托讽”与“文气庄重”、“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

浅析赌博犯罪相关司法解释的失当与驳正

我国与赌博犯罪相关的三个司法解释,或者在理论上对行为的定罪不当,或者在逻辑上错误造成司法困境。本文从赌博犯罪的理论展开,在评析三个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驳正其错误,进一步提出应重构我国刑法的赌博类犯罪体系,将罪名分列,更准确有效地与日益复杂的赌博犯罪作斗争。

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驳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其实只是慈禧对清王朝内部关于"和战剿抚"问题争论的决断和表态,属于内部性质的谕旨。有人把它解读为"宣战诏书"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既没有对外公开颁布,也没有送达任何国家政府或使臣,而且其措辞写法也根本不像宣战诏书的样子。因此,所谓清政府对外宣战的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外媒体、有关的外交往来函电、列强的反应以及国际公法的视角中,也都找不到清政府对外正式宣战的证据。

语文新课标推荐读本《论语》注译驳正举隅

由贾平凹主编、晓晓整理的《论语》,被列入语文新课标课外阅读系列丛书中。作为推荐读本,应该承担着引领广大青少年初步了解国学经典的任务,但该读本有些注释和译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有失准确性和完备性。文章对读本中《雍也》篇"井有仁焉"、《乡党》篇"式负版者"及《子罕》篇"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误注进行了驳正。

改革动力论对毛泽东动力论思想的继承、驳正和发展

改革动力论对毛泽东动力论思想的继承、驳正和发展郭成林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占有突出的位置。同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阐述，同其它问题的理论阐述一样，深刻、精辟，有新意，有创造，发展了毛泽...

对李清照人格之种种诬枉必须驳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李清照生平及作品的研究,表面看来轰轰烈烈,据不完全统计论文有一百余篇,是比较多的。但如从实质考察,对李清照的研究是清代与近代研究的反复。九百年前,李清照这位杰出的古代女文学家,因为爱国,明大义,正直敢言,宋室南渡在建康时,作诗抨击不图恢复中原、屈辱逃跑的高宗小朝廷君臣,致使当时的权奸小人恨之入骨。他们利用封建礼教道德观念,诬枉她五十二岁的老妪犹改嫁;谣言赵明诚“颁金通敌”,恶毒进行陷害。不想今天还有人也同样利用封建残余意识,来对李清照进行贬低和谤伤。一九五七年《文学研究》第三期。

姚舜牧《书经疑问》对《书集传》之驳正——兼论《书集传》在晚明的接受

姚舜牧《书经疑问》针对《书经大全》而作,故而书中立论多围绕蔡沈《书集传》。《书经疑问》在承认《书集传》权威地位的同时认为其解经存在不当之处,因而自出新说,或驳正或申述。比勘《书经疑问》与《书集传》,亦可从中管窥《书集传》在晚明的接受情况。

秦继宗《书经汇解》对《书集传》之驳正——兼论《书集传》在晚明之影响

秦继宗《书经汇解》博取《书经大全》“小注”与晚明时人解《书》之说,围绕蔡沈《书集传》以发论。《书经汇解》虽承认《书集传》在明代之一尊地位,但认为其传文反有使经文不明之处,故广择众说以辨其讹误、补其未备。通过《书经汇解》对《书集传》之驳正,我们不仅能对《书集传》之谬失窥之一隅,而且对《书集传》在晚明之地位及影响也可略得管见。

《芜湖县学记》书年献疑与驳正

关于米芾《芜湖县学记》之书丹年份,因碑文残损及史料缺失,历来有“崇宁元年”“崇宁二年”“崇宁三年”等说法,然各说均无详尽之论据。今通过识读碑文原义、考证米芾任职无为军经历,并裁断时任芜湖知县林修之任职年限,基本可将“崇宁元年说”与“崇宁二年说”排除,确定该碑之书丹年份为“崇宁三年”。

王更生《文心雕龙范注驳正》之驳正

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范注驳正》一书具有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作者并未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持客观的态度对待“范注”,且对范文澜其人其书均不甚了解,以至于即使褒扬“范注”亦不合实情.而对“范注”的驳正,从“采辑未备”到“体例不当”再到“立说乖谬”,多为不实之词.作者在对“范注”校勘不精、注解错讹以及出典不明之处进行匡讹纠谬的同时,亦时或暴露出自身的纰缪差池,特别是校勘不精、注解错讹的订正,基本上是综合杨明照与斯波六郎之成说.

《芜湖县学记》书年献疑与驳正

关于米芾《芫湖县学记》之书丹年份,因碑文残损及史料缺失,历来有"崇宁元年""崇宁二年""崇宁三年"等说法,然各说均无详尽之论证。今通过识读碑文原义、考证米芾任职无为军经历,并裁断时任芜湖知县林修之任职年限,基本可将"崇宁元年说"与"崇宁二年说"排除,确定该碑之书丹年份为"崇宁三年"。

《“江枫渔火”质疑》之质疑

张继《枫桥夜泊》乃千古名篇。朱寨先生则据俞樾《枫桥夜泊》诗碑碑阴有关疑似资料,以为“江枫渔火”应是“江村渔火”。本文从唐人诗集、宋人方志笔记及“江枫”意象等方面予以驳正。

宋代“鞫谳分司”：“听”“断”合一与分立的体制机制考察

宋代府州一级审判一般有推勘、录问、检法、拟判、审核、判决六道程序。"推驳(推正、驳正)"制度是理解当时司法程序的枢纽。法司"驳正"与录问"驳正"针对府州鞫司的"鞫狱不当"。鞫司针对下级机构的"推正"和府州内诸鞫司之间互相移推是"推正"的二种类型,宋代法律从正面直接规定了录问官的驳正权。"定夺驳正"主要是针对"入人死罪"的情形。其上的幕职官及通判以"定夺"程序纠正"检法不当",而不是"别推"。"定夺驳正"是"当职官"以程序权力"驳正"冤案。开封府幕职官以推鞫为业,对刑事案件有建言权。"鞫谳分司"不排斥长官与副职参与,有长贰参与的聚议制度是长官制体制大背景所引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展示各方意见的好平台,可供长官做最后定夺。关注鞫、谳之外的其他程序,包括录问官与录问程序,幕职官的角色与作用等,不忽略其他官员或机构的存在和贡献,是正确、适度评价"鞫谳分司"及鞫谳双方作用所必须坚持的立场,"鞫谳分司"是我国古代"听""断"合一与分立的重要体制。

郑珍《说文逸字》述要

郑珍《说文逸字》不取浩博,功在创辟补缀,洵是专精之学。其书发明《说文》及诸书引《说文》体例,藉以内外求证,考辨精审;于二徐、段氏所增本书之字,率有补证,并于旧说多所驳正。而辨形似讹误,明于字体衍变,固称考辨精良。

论王楙《野客丛书》对诗注的征引和使用

频频征引诗注是《野客丛书》颇为引人侧目的一个地方,其征引的诗注包括自注和他注两种形态。数量上,自注稍占上风;使用上,二者各有侧重:征引的自注,主要是作为论据,用来解释典故名物、考辨字音故事;征引的他注,则是讨论的对象,或对其细节的失误进行驳正考订,或对其某一方面的缺陷进行整体的评价。频频征引诗注的背后,呈现出的是王楙的诗注观:对于注家注释的准确度有着清晰且强烈的追求,对于诗人自注的存在和价值也有着自觉的重视。

“A,B之谓也”和“B之谓A”的源流辨析及其他

先秦汉语句式"A,B之谓也"和"B之谓A",构素、句模相同而部分词序有异,存在着变换关系。楚永安说:"A,B之谓也"是"B之谓A"的变式。本文的结论刚好相反:"A,B之谓也"句式是源,"B之谓A"句式是流。因为"A,B之谓也"中的"之"、"谓"不仅完全没有凝固,而且处在不同的逻辑层次,"B之谓A"中的"之谓"则已趋凝固;在先秦典籍中,"A,B之谓也"的用例早出,"B之谓A"的用例晚出。文章还附带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楚永安对"A,B之谓也"和"B之谓A"源流关系研究的贡献、"A,B之谓也"能够演变出"B之谓A"的原因、古汉语中与"A,B之谓也→B之谓A"相类似的演变格式。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