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秉章抚湘看咸丰朝权势的汉长满消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骆秉章两次抚湘,时长近十年。因八旗、绿营屡战屡败,清朝遂将军事希望寄托于湘军等团练武装。由此引发兵权转移。抚湘近十年的骆秉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亚于曾国藩。为激励湘军作战以挽救清朝统治,骆秉章大行保举,并力求清廷让戴罪之能人留营效力。出于人文关怀和激励将弁死战之目的,骆秉章不断上奏,请求抚恤和褒奖阵亡将士。骆秉章为君分忧,却无意间推动汉人逐渐握有兵权,掌控地方,并帮助汉人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起满人无法比拟的形象,促成了咸丰时期权势的汉长满消。

骆秉章与咸同政局

作为湘军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骆秉章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因其对当时全国重要省份湖南、四川的有力经营,以及他与许多重要官员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咸同政局中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

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

左宗棠入骆秉章幕府是经过许多周折的,同样是欣赏左宗棠,但对比曾国藩,骆秉章显示了过人气度。在骆、左二人经营湖南的过程中,骆秉章并非笔记野史所描述的平庸、无能的傀儡形象,事实上,他在用人、军事、财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位有权势、有主见的巡抚,骆秉章在许多方面与湖广总督产生过矛盾,因此,最后导致左宗棠出幕的"樊燮案",其实真正打击的目标应是骆秉章。

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

骆秉章作为咸丰末年督川的最佳人选,用自己的驭将之术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的西南军功阶层,并通过大量的保举与参劾,有力地影响了清廷在西南的人事安排。通过对比他与当时西南边疆几位同僚的不同遭际,可以看出清廷在不得不扩大军功督抚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对此的讨论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咸同政局,进而更好地理解晚清政治史。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骆秉章对湘军的贡献

骆秉章抚湘十年,正是湘军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骆秉章对湘军的建立、成长、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湘军的调遣、作战,也作出了巨大的功劳。同时,骆秉章发现、重用左宗棠等湖南人,对"湘军人才群"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骆秉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骆秉章作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长期以来在学界和民间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加强对骆秉章的研究,增进社会对骆秉章的了解及再认识,既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增加不少内涵与启示。

骆秉章与晚清“中兴名臣”

骆秉章为晚清重臣、名臣。可是一般所谓中兴"四大名臣"并没有他的名字。当今各级各类学校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对于骆秉章的名字也很少提及。其实骆秉章的所作所为跟所谓"中兴名臣"相比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骆秉章跟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过从甚密,在曾、左等所谓名臣事业成功的台前幕后,往往都有骆秉章的影子,骆秉章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简论晚清名臣骆秉章为官的三大特点

骆秉章为官有三大特点：“有容”“有为”“有守”。由于有此三者，骆秉章才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晚清中兴名臣。骆秉章为我们树立了为官的基本典范，深入研究骆秉章的为官之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存古立新——试论晚清名臣骆秉章与现代广东精神

骆秉章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政绩显赫,军功卓越,被誉为清朝一代"中兴名臣";广东精神在新时期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建设幸福广东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本文以两者之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骆秉章为人处世精神在广东精神中的相关体现,并存古立新挖掘骆秉章在新时代的研究价值以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参考。

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

佛山人骆秉章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的农民运动。他的升降荣辱都与镇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他是清朝的“名臣”,却是屠杀农民的罪魁之一。

浅论骆秉章治理湘军

骆秉章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湖南巡抚,是湘军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柱,本文拟就骆秉章在抚湘期间的重要活动,进行初步的考察,意在阐述骆秉章与湘军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揭示被人忽视的历史侧面。

从骆秉章家风家训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晚清“八大名臣”骆秉章,为官清廉,善于用人。他在治理四川和湖南的时候,革旧鼎新,“剔漕弊,罢大钱”,重视民生,发展经济。他给家人、家族留下的家风家训,包括修身、锻炼品格、为人处世、奋发有为等方面,揭示了其家风家训的精髓,凸显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家训今天在家庭教育中仍有意义及启示。

从骆秉章与郭嵩焘之争看南方山地的开发与管业

清同治年间,四川总督骆秉章为祖坟禁步事与广东巡抚郭嵩焘发生了争执,其中涉及的一些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坟墓与南山地开发、人们的风水与宗族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历史上山场林地的开发很多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以坟占山是其起点,纠纷是其必经阶段,经过官府审理后以纳税登记作为管业或落业的依据。其次,宋代以后人们普遍追求坟山风水以求子孙之福,这种需求在客观上增加了山地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山地的管业经历了制度和习俗的长期塑造,其复杂性使得官府难以把握山地的管业状况,也导致争山者双方都缺乏明确证据,这一历史背景使得宗族建设在争讼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馆藏骆秉章致廖甡书札释析

本书札是首都博物馆藏《道光以来名臣书札》中的一函,张之洞广雅堂藏。书札内容涉及骆秉章写给家人的私人信函,全文共计1000余字,行草书字体。书札完成时间为清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十二日。内容涉及清军与太平天国起事者的武汉、江西战事,湖南之经济与农业情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军在广东战事等当时时政。

曾国藩与王錱的节制之争及其影响

曾国藩、王錱决裂是湘军初期的一桩知名公案。曾国藩根据形势变化并结合军饷情况提出裁汰王錱新招募的湘勇,导致两人产生裂隙。骆秉章的微妙态度让王錱看到契机,心高气傲的他选择另攀高枝以实现自立门户。其间,曾国藩一退再退试图挽回关系,然而均未奏效。当确定王錱不愿再受其节制时,讲求号令统一的他毅然把王錱排除在东征队伍之外。王錱的骄傲自负导致岳州之败,曾国藩得知后彻底打消了缓和关系的想法。曾、王决裂后,曾国藩深刻反省,为后来湘军将领提供发展空间,使湘军集团势力得到快速发展。清廷则通过这次事件发现端倪,找到瓦解湘军的有效策略。

试谈骆秉章与湘军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王定安写了一本《湘军记》,对于骆秉章其人,有如下一段评论:“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

首都博物馆藏骆秉章书札还原与解读

本书札为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道光以来名臣书札》中的一函,原藏广雅堂,为骆秉章写给劳崇光的私人信函(见图一、图二)。全文行草书字体,共计900字。骆秉章,原名俊,以字行,广东花县人。他是湘军的创办者之一,经营湖南十余载。

馆藏《曾望颜致骆秉章书札》还原与解析

本书札是首都博物馆馆藏《道光以来名臣书札》中的一函,张之洞广雅堂藏。书札内容涉及曾望颜写给骆秉章(籲翁)的私人信函(图1、图2)。全文共计494字。行草书字体。书札时间为清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四日,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太平天国和广西内的起事者的军事行动,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地方督抚对时局的研判。

廉洁奉公的晩清名臣骆秉章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道光进士,历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四川总督加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衔等职,谥号“文忠”。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他是从广东走出去的晚清名臣,是一位清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