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叙事的三个维度——以南宋高宗朝贬谪诗歌为例

南宋高宗朝贬谪诗的叙事特征表现有三:其一,诗人们通过增加单首诗题长度和组诗的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诗题的叙事性;其二,诗人们经常从理性的视角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其主体情感融入其中,以致涌现出大量富含叙事性因子的自传式诗作;其三,诗人们以创新用典方式、多角度用典、以小见大和跨领域融合等方式增益叙事容量,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个体启悟和多元情绪。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对促进和形成宋诗的叙事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及官府应对探究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多发,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南宋初期,朝廷一方面在两浙地区采取发放粮米、蠲免租赋和借贷粮种等经济措施,以缓解灾情;另一方面,通过减常膳、决囚、祈雨和加强官员考核等政治措施,以稳定灾区社会秩序。此外,朝廷还积极调动两浙地区民间力量参与救灾。以上措施对复苏两浙地区灾后经济,恢复民众正生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

南宋高宗朝学生策对集的发现与研究——《新刊庐陵诚斋杨万里先生锦绣策》的再认识

《新刊庐陵诚斋杨万里先生锦绣策》被视为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作品而流传于世。实际上,该书作者并非杨万里,而是宋高宗时期学生应对老师策问而作的策对集。该书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其本身便是宋高宗时期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史的直接素材,又如策对中"太平""祥瑞""用兵""选择将才"等时代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由于该书与《批点分类诚斋先生文脍》之间关系的发现,得知了该书在宋末流传的情形,并引出了该书存在的褒贬不一的问题。

论陶渊明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渊明文集,至宋而极"的时代,陶渊明的诗风人格亦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能发生,既与此期贬谪诗人们在命运多舛时需要精神寄托有关,亦与陶公在安贫守道和隐逸之人格志趣及诗风的平淡闲适上的突出特点有密切联系。

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爱国诗人们,能够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在诗歌内容的忠贞爱国品质、艺术风格上的沉郁顿挫及句法艺术上的锤炼等方面认真汲取杜诗的营养,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伟大诗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深远影响。

论“江西诗派”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诗人们,均不同程度地与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联。与此同时,这些贬谪诗人能够保持较为清醒独立的头脑,辩证地汲取"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和创作手法,显示出批判性继承的特点。"江西诗派"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念的认同和对章法炼字的辩证体认上。

论苏轼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爱国诗人们,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倾倒于苏轼的文采风流。苏轼诗风与人格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笑对厄运的旷达、性格中的豪放之气和行事行文时的自然从容等三方面。这也使他与后世的读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试论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以对外战争为中心

唐高宗早期,尚可依靠太宗朝遗留的将领与军队来维持对外战争的胜利。但随着将领的青黄不接、军队素质的不断下降及动荡不安的中央政局,造成了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上,军事实力的衰落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胶着的战争态势、严酷的对敌态度和边境控制力下降三个方面。大非川战役失败后,唐王朝不得不将早期进攻为主的积极对外政策改为防御为主的稳健边防政策,这一变化亦成为节度使出现的重要原因。

南宋高宗朝临安宫城的营建

朱溢在《学术月刊》2023年第10期撰文指出,南宋政权虽然在法理上仍以开封为都城,名为行在的临安无疑在实际上承担了都城的各项职能,在城市景观上主要外化为宫城、朝廷衙署、祭祀场所、禁卫营地等设施。受到地理位置、空间规模、既有设施、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南宋临安宫城的创设过程不但曲折,而且极具特色。

试论南宋高宗朝宰相任免宫观职的政治意义

文章在丰富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对南宋高宗朝宰相任免宫观职的制度进行了考察，指出其政治意义。认为：宫观职所谓的“佚老优贤”，不仅是退位宰相养老或过渡的所在，也是为缓冲政治风暴的一个位置。宫观职的任免，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其弹性。

唐代“八科举”考论

从现存墓志及传世文献中勾稽唐代曾应"八科举"者凡19人,通过考察其应举事迹,认为"八科举"大致存在于唐高宗朝,源于制举诏令设八科以选人。

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文中的南宋前期指高宗、孝宗两朝。这两朝状元释褐的惯例均为授职承事郎、诸州签判;谅闇榜状元的释褐职任都不再下调,依旧实行惯例;两朝皆有少数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仅将释褐职任中的寄禄官上调的情形,幅度都不大,其执事官则仍然是诸州签判。当然,两朝因时势不同,在状元释褐职任的处理上也有不甚明显的差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００卷（以下简称《要录》），为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完整地记述了南宋高宗朝的历史，其书取材网罗之丰富，考证之精审，为当时诸家高宗史之冠，获得后人较高的评价。关于对《要录》取材的研究最早见于宋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

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是《高宗系年要录》，今名乃四库馆臣所改的说法，本文分别从作者自称、宣取和奏进时所称、坊刻本和传抄本所题、录入《永乐大典》时所题四个方面，对此书本名究竟是什么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首次奏进的虽只高宗一朝，使用的已是这个书名。由于接续修纂的孝宗以下各朝未能最终完成，社会上流传的实际上只限于高宗朝部分，但使用的正式书名，无论刻本还是抄本，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另有《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也是正式书名，当是别名。《永乐大典》据以录载的底本，《文渊阁书目》登录其名作《建炎系年要录》，“建炎”疑系“建炎以来”之省。而《高宗系年要录》。

宋代童试漫话

宋代童试漫话黄启昌中国古代童试渊源甚早，汉代时，专以太史对学童进行考试测验，凡诵书９０００字以上的童子录为史官，试六经成绩突出的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等职。还规定，以孝廉试经者拜为郎，而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专设童子科，规定１０岁以下的...

南宋君主文集编修的政治功能探讨——以绍兴修《徽宗御集》与敷文阁为中心

南宋绍兴时期《徽宗御集》编纂,设立御集帝阁敷文阁以及制定御集奉安礼仪是绍兴和议以来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重建工程。《徽宗御集》是南宋首次编撰先代君主文集,在继承北宋编修先帝文集旧例同时,在编纂过程、收录原则及礼仪方面做了全新的规划与创建,形成较为完整的编纂规制与奉安程式。通过直观的礼仪形式,渲染了高宗在帝位继承上的合法性。同时,伴随《徽宗御集》而设的帝阁(敷文阁)贴职,在文官贴职体系建立过程中具有转型意义。

别开生面的宋词研究——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数百年来的唐宋词研究,大抵围绕“豪放”“婉约”来做文章,业已形成的传统格局对唐宋词研究的限制显而易见。已故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高足王兆鹏博士怀着能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的热望,选择一向不受人们关注的宋南渡词人群作为群体研究的突破口,以新的研究观念审视整个唐宋词的发展史,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大量的实证工作,从而以他的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版),实现了对唐宋词研究的一次突破。所谓宋南渡词人群体,是指生活、创作都经历了北宋末徽宗朝和南宋高宗朝的一群词人。作者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证实了这一批词人有较为自觉的群体意识,其中大部分人仕同进退、政治倾向一致,又由于他们大多是元祜党人、元祜学术名流的门人故旧,相同的学术观点和渊源,无形地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熊克和他的《中兴小纪》

《中兴小纪》,又名《中兴小历》,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的重要史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1127)迄绍兴壬午(1163).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记.其曰小纪,盖以别于官书也.”

秦桧与反贪

整个南宋王朝都不怎么重视反贪,高宗朝尤其如此。高宗赵构之不重视反贪,又跟长期独掌大权的巨奸秦桧有关。秦桧本人就是一个特大的贪污犯,而赵构对他又十分倚重,自然高宗朝就不可能有象样的反贪措施。相反,反贪倒成了秦桧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认真研究一下秦桧与反贪的关系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一、罪恶滔天者无罚 古人云:功盖天下者不赏,就宋代情形而言,可以来个对句:罪恶滔天者无罚;古人又云:大音希声,也可以对一句:巨贪非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