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组态分析

高技术企业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中国科技“卡脖子难题”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TOE框架,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技术、组织和环境对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多重联动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协同创新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高企业协同创新的组态包括“要素聚合型”、“自我发展型”和“内外协同型”3条;同时目前中国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较为均衡,而在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失调。因此,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强化要素协同,推进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要素互动与流通;创新技术平台,赋能低协同创新企业共享资源和技术成果;利用区位优势,助推企业协同创新和区域合作互促互进。

我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运用SPSS25.0软件,对我国各省市高技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企业经济发展新动能、创新驱动、网络经济、知识能力、转型升级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同的省市高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一定差异性,呈现不平衡状态。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高技术企业出口三元边际——来自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即出口市场多元化;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技术创新及扩大生产规模等渠道推动高技术企业出口发展;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加工贸易企业、非国有企业、本土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和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对一般贸易企业、应用互动型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促进作用更大;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确定贸易环境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企业出口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冲击。

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探究--基于知识管理视角

近年来,全球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加速替换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高技术企业作为经济创新战略性先导企业,在国家创新活动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技术企业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发挥“体量优势”转向发挥“质量优势”,实现创新质量的提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首先,本文对高技术企业及创新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界定;其次,分析了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现状与不足;再次,基于知识管理的视角,深入探讨分析知识管理各环节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机理和作用路径;最后,为高技术企业开展知识管理和创新质量管理活动的路径提出具体方法与建议,以供参考。

组织冗余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基于组织冗余的三个维度,分别探讨可利用冗余、可恢复冗余、潜在冗余、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的关系,并以230家中国高技术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的增加,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相反,随着可恢复冗余的增加,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此外,吸收能力对可恢复冗余与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可利用冗余与创新质量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对潜在冗余与创新质量存在不显著的调节效应。

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知识传递与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

文章利用Thomson One和BVD子数据库Zephyr匹配了我国1991—2021年2 412家高技术跨境并购企业,采用渐进DID和PSM联合渐进DID的方法,对高技术跨境并购企业知识传递与创新质量问题研究得出结论:一是高技术跨境并购企业获得目标企业知识传递提升了企业本身的创新质量;二是知识传递推动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存在“双门槛”效应,当知识传递水平处于“低门槛”和“高门槛”之间,目标企业知识传递更为高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即知识势能转化为企业动能存在最优传递区间与路径;三是不同行业知识传递推动创新质量提升效度存在差异,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效度比较突出;四是不同地区知识传递推动创新质量提升效度亦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等沿海区域效度比较突出。同时,通过改变统计口径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稳健。

高技术企业创新韧性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浪潮集团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持续增加,高技术企业发展受到诸多挑战。创新活动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回报期长且滞后的特点,在外部冲击中首当其冲受到抑制。探讨如何增强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稳定性,强化创新韧性成为研究应有的题中之意。通过分析,较为新颖地系统性提出高技术企业创新韧性的概念,解析了创新风险识别、冲击应对、创新恢复和创新反超的典型内涵;以创新资源集聚、动态能力提升和创新风险应对3种驱动机制分析了如何强化高技术企业创新韧性,构建了分析框架,并按照该分析框架,以浪潮集团为例开展案例分析。上述研究为深入剖析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创新韧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

中国式金融分权与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式金融分权作为央地政府金融资源配置与控制权分化的产物,能够有效增加地方信贷资源供给,促进金融市场化发展,为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提供外部支撑。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式金融分权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具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正向调节中国式金融分权与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关系,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中国式金融分权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在中国式金融分权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中国式金融分权→融资约束→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大规模、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东部沿海地区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显著,对中小规模、低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高技术企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不显著。为推进创新强国建设,应发挥中国式金融分权综合效力,助力高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完善地方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制定实施差异化政策,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功能。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经济,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巨大机遇。选用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可推动高技术企业创新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资源配置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者替代效应是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企业以及ESG治理水平较高企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据此,提出深化数字服务贸易改革,构筑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格局;激活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活力,厚植高技术企业创新成长;对标高标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以拓展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对于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高技术行业的数据,调查融资约束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负向影响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而政府补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针对于不同的创新水平、产权性质与行业属性,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一,政府补贴的调节效果也有所不同,最后本文基于研究内容对政府及企业给予了几点启示。

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优化创新与策略研究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高技术企业在经营模式和信息管理流程上充分运用数据要素,推动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升了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决策的有效性,为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并实现价值最大化。以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和科学构建为目标,分析数字时代的特征和影响,探讨数字时代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应遵守的原则和信息资源管理流程的创新,提出数字技术推动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措施建议,为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信息资源管理提供有效参考,实现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创新优化与效益双重提升。

创新视角下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

以高技术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理论,对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差异化配置进行研究,采用LP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正向作用更显著;技术创新在企业家生产性活动与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负向作用更显著;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生产性活动对高新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正向效应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和不同地区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调节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影响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的因素包括企业所有权制度、区域的市场化水平和营商环境等;可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推进市场化水平等方面激发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

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从市场准入门槛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视角探究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双重制度嵌入中,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关联嵌入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可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更显著;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更显著,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与之相反。据此,应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研判东道国并购环境,降低跨境并购活动阻力;构筑育人引人机制,提高并购成功率,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及创新质量提升赋能。

知识型员工参与高技术企业动态技术管理模式研究

知识型员工对高技术企业技术要素管理过程的参与方式和贡献能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动态技术管理、知识创造、干中学等理论,构建高技术企业动态技术管理要素解析、知识型员工创造能力、知识-技术转化机制、动态技术管理内部模式及外部效应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企业家才能、知识创新在企业中的地位、知识型员工参与意愿、激励措施、知识-技术转化率均有助于高技术企业动态技术管理;②知识型员工创造能力体现在管理型和技术型员工在生产流程中的能力渗透度;③知识-技术转化的实质是技术构思-应用-反馈过程,评估不同性质的技术细节是提升知识应用效率和技术效果的先决条件,也是知识型员工能力输出的价值体现;④动态技术管理不限定单一模式,应重视创新意识稳定性、核心技术使用策略、知识/人才流动等内部环节;⑤外生技术创新、消费偏好等外部效应拓宽了技术管理价值实现方式,是技术管理成效的重要评价依据。

“双循环”视角下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逻辑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下,科技创新尤其是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将成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鲜有研究基于“双循环”视角系统探讨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鉴于此,从“双循环”视角出发,重点深入剖析技术国内大循环下的自主创新、购买国内技术,以及国内国际技术“双循环”下的引进国外技术与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为我国高技术企业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乃至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优化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

高技术企业协作R&D网络构建活动和路径研究

对高技术企业协作R&D网络的构建活动和路径进行了探讨。其中构建活动包括三个:建立共同协作基础、伙伴成员的搜寻与选择、组织协作网络;构建路径分为三种:自组织路径、被组织路径和混合路径。

互联网时代湖南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

基于对湖南省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调查,发现互联网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路径中存在创新产出能力不足、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行政壁垒等诸多问题。通过机理分析推导出互联网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过程;再分别从技术变革、创新门槛、创新趋势方面以及技术比较、创新观念、行业规制等方面探讨互联网发展对湖南省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最后从基础建设、人才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调控、互联网政策组合等方面提出互联网提升湖南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路径。

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变革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数字化变革包括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商业模式的转变、管理者对于数字经济思维模式和管理思想的转变以及对于人才储备策略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企业及其管理者要善于发现数字化变革的机制,探究提高数字化变革效果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主要以A股上市公司高技术企业2016—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技术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还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影响路径,以及企业创新能力在二者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