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分析师关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表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绿色转型”和“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为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以企业环境表现为落脚点,从证券分析师的监督治理效应出发,探究分析师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企业改善环境表现,并从薪酬结构和薪酬业绩角度出发,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分析师关注的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章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这一外部机制对企业环境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分析师通过发挥外部监督效应弥补了内部监督的不足;同时,高管薪酬粘性能够较为有效地减少管理层进行环保行为决策的顾虑,强化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效应。

薪酬激励、高管学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激励理论出发,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高管学历、股权激励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基于高管学历背景的检验发现,高管学历也能够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薪酬激励与高管学历存在着替代关系。最后,文章结合高管的股权激励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受到的股权激励更高时,薪酬激励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风险承担为中介

高管纵向兼任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均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基于代理问题和最优契约理论,以2013—2020年中国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兼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信息披露质量以风险承担为中介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以风险承担为中介在高管纵向兼任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引入信息披露质量和高管薪酬粘性作为调节变量,拓展了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并为设计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高管人员的薪酬契约制度提供实践指导。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正相关,高管风险偏好、企业科技属性在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两种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章丰富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元分析

为解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战略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运用元分析方法从20篇相关中文实证文献中提取51个效应值,探究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专业背景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并检验数据获取方式和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4类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战略存在正向影响。(2)数据获取方式和企业规模起调节作用。首先,除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外,其他3类高管团队异质性仅在间接获取数据样本中对企业创新战略产生正向影响。其次,除高管团队专业背景异质性外,其他3类高管团队异质性仅在大企业样本中对企业创新战略产生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女性高管的视角

数字化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与突破口,也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从女性高管视角考察“她力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她力量”,即女性高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成立。第二,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第三,考虑外部资源效应与内部能力效应,政府补贴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学术经历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能力分别具备“她力量”驱动下的互补性价值与替代性价值。第四,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提升,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逐步放缓,呈现出非线性效应,说明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最优性别结构;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产权、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组织变革情境下高管团队断层激活过程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组织变革情境,以5家存在高管团队断层现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组织变革中高管团队断层激活过程与激活模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变革背景下,高管团队断层涉及利益相关断层、权威特征断层及信息认知断层3种类型;三者的激活过程均体现为高管团队构成因素与结构因素在情境因素的催化下引起成员的亚群体归类行为,进而激活断层;三者在断层激活的条件基础和情境动力方面又存在一定差异性,分别侧重于利益要素、资源要素和信息要素驱动断层激活过程;不同类型断层间还存在交互作用,导致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呈现明显不同,依据成员间的分化程度可能呈现出平稳式、分化式、激化式3种激活模式。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双重视角

基于2017—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媒体关注度和高管过度自信两个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两条路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二,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影响企业ESG表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化疗患者行个体化低流率腹部增强CT:双源CT低管电压高管电流的可行性分析

目的 探讨在癌症患者中使用双源CT结合低流速和低管电压方案的可行性。方法 共纳入90名进行上腹部增强CT扫描的患者,并随机分为A组、B组和C组(每组30人)。在A组中,患者使用120kVp和448mgl/kg对比剂量进行扫描。B组患者以100kVp和336 mgl/kg对比剂量进行扫描。C组患者以70kVp和224mgI/kg对比剂量进行扫描。对CT值、标准差、信噪比、对比噪声比、主观评分、对比剂剂量和流速进行测量。结果 在三组中,除了肾脏外,主观图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与其他组相比,C组在大多数感兴趣区域(ROIs)中显示出显著更高的CT值、更低的噪声水平以及更高的SNR和CNR值(P<0.05)。与A组相比,C组所用对比剂剂量减少了47.3%(79.2±13.7 vs.41.7±8.9,P<0.01),对比剂注射速率降低了19.2%(2.6±0.5 vs.2.1±0.4,P<0.01)。结论 在化疗后血管受损的患者中使用70kVp管电压结合高管电流的方法,在保证图像质量和诊断信心的同时降低流速是可行的。

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生成的高管团队影响机制与同群效应

数字化时代,传统制造企业普遍沉浸在缺乏“数字化能力”的焦虑中,企业能否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产生数字化能力,是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落地的关键。对297家制造企业高管成员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影响,探究同群效应下高管团队异质性、组织惯例更新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生成的作用机制,证实数字化能力是高管团队异质性驱动下制造企业不断修正和创造组织惯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业同群效应强度正向调节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构建,但是地区同群效应强度却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生成无关。研究认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构建不是单纯的组织内部惯例更新过程,而是外部群体影响下的复杂决策,数字化不仅是单个企业的转型问题,还是受社会互动影响的群体问题。研究结果为制造企业构建数字化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策略参考。

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合理性研究

一直以来,高管薪酬激励合理性受到社会广泛质疑与探讨。本文利用高管薪酬指数,分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合理性情况,并选取激励适中的企业探究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合理性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就促进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合理性提出政策建议。高管薪酬激励合理性研究背景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不仅可以直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竞争力。但部分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薪酬差距较大,个别行业高管薪酬增长迅猛,导致社会对高管薪酬的关注与质疑不断高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产学研合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高管学术背景与政府创新补贴的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碳信息披露质量

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履行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义务。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通过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文化、保险公司的持续监督和自发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机制上,董责险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碳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地,当上市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处于非低碳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高时,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为构建更完善的保险服务体系、深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高管团队稳定性、债务融资成本与数字化转型——基于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

针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债务融资成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问题,选取201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管团队稳定性有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在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效率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也会对二者关系造成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以招商轮船为例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投保率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学术界对董责险的作用形成三种观点:“管理层激励假说”“外部监督假说”“道德风险假说”,而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作用具体支持哪一种假说尚无定论。由于董责险的风险转移作用和补偿机制,企业高管人员的风险厌恶程度可能会有所改变,由此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但具体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以招商轮船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07-2021年的数据样本,就董责险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发现:(1)购买董责险促进了企业对内投资支出增加,而对对内投资效率没有明显作用。(2)购买董责险短期内没有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支出增加,但显著提高了对外投资效率。(3)相比于长航凤凰未购买董责险,招商轮船购买董责险有利于其投资活动效率的提高和投资收益的稳定。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