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会促进企业的ESG表现吗?

企业ESG表现的提升需要外部监管和内部驱动共同发挥作用。高管持股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机制,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来影响ESG表现。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高管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持股会显著促进企业的ESG表现,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高管持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慈善捐赠和加大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样本中,高管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持股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我国A股沪深两市部分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发生的商誉减值金额越大时,企业存在的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投入的审计资源越多,从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由于商誉减值所带来的成本上升,进而引起审计收费的上升;高管持股可以在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股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18—2022年我国A股非ST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股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总体回归与分样本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负相关;如果考虑股权性质,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金融化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也更加显著。以上结论为实体企业控制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配置金融资产。

医药制造业高管持股、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变化,选取2018-2022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我国医药制造业企业高管持股比例、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企业的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促进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增加会促进医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在高管持股比例与财务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兼论高管持股的调节效应

环保投资作为协同环境与经济双重效益的投资行为,能够揭示国家“双碳”发展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耦合的程度。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探究了环保投资、高管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保投资显著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这种负向影响通过提高会计稳健性以及增强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进行传导;高管持股对于有效发挥环保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文章对于揭示环保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二者的关系,促进企业落实社会责任的履行,完善企业内部股权治理结构,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管持股对企业财务柔性的影响研究

对于从1997年起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引起的高杠杆问题,我国曾多次采取“去杠杆”政策,2010年后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再次加剧了杠杆过高的问题,2016年我国采取了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的的第四次去杠杆政策。杠杆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增加了财务风险,那么针对非金融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内部的公司治理实现降低财务风险的目的,本文对高管持股是否会对企业财务柔性产生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与财务柔性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代理成本较小的企业更显著。

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众多企业的发展已然离不开科学技术,本文所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是以研发与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一类企业。本文以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高管持股为解释变量,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股权性质为调节变量。以2016到2021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Excel和Stata17对数据进行整理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最后基于分析结果做出总结以及提出相应的建议.

高管持股促进企业捐赠了吗?

企业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高管作为企业实际经营者,其意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决策行为,会对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影响。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Tobit模型,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高管持股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捐赠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高管持股可以提升企业捐赠水平。不同性质的企业高管持股对企业捐赠影响不同,国有企业慈善捐赠水平高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相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高管持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对高管持股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高管持股有助于减少高管个人机会主义,增加高管与股东的利益趋同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捐赠水平提升。因此,应适当鼓励高管持股,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加大政策支持,从而提升企业捐赠的内在动机,促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选取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高管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有效的内部控制则可以弱化高管持股比例增加在股价稳定性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要完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对企业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而企业要从机制和制度两方面去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宏观经济增长、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

以2011-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对高管持股和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的关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使企业营运资金融资策略更激进;在宏观经济发展较好时,高管持股对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的激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和风险承担水平在高管持股与营运资金融资策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企业绩效、高管持股与创新投入

文章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研究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对当期财务绩效的提高起抑制作用,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起推动作用,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当期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起削弱作用。

企业产品多元化经营、高管持股和创新持续性——基于ICT产业的研究

以ICT产业作为数字化转型基础支撑产业迎来巨大市场需求为背景,利用2011—2020年A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产品多元化经营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品多元化经营能够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持续性,同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持续性,稳健性检验结果仍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能够削弱产品多元化经营对创新投入持续性的抑制作用,同时能够加强产品多元化经营对创新效率持续性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高管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并从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地区经济带维度进行了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高管持股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这一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以及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第二,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呈“倒U型”,当高管持股比例为19.43%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最大;第三,高管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东部地区经济带的企业高管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第四,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增加研发投入、优化内部控制和降低融资约束是高管持股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且增加研发投入是高管持股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渠道。

高管持股、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以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高管持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首先,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随之提升;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增加研发投入是高管持股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企业试图通过股权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减缓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基于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发现高管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探究其产权性质发现,不同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对非民营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利益趋同效应还是管理防御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08—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研发投资战略,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管理防御效应;股权性质微弱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制衡度微弱正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关系.因此,适度的高管持股比例及制约大股东控制的影响将有利于公司加大研发投资.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兼论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基于创业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大批优秀留学人士选择归国发展,海归人员迅速崛起,成为企业界重要的新生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海归高管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然而海归高管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本文以2009-2011年中国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海归高管和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同时考察高管持股作为情境因素对于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投入,而高管持股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且高管持股弱化了海归高管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