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调整、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其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与调整是决定公司风险防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调整、高管激励方式由现金调整为股票期权、高管激励调整次数上升均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会计信息质量在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激励调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而非衰退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设计合理的奖惩制度,并适度调整契约条款,进而防范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政府补助、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经验证据

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我国2011—2021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内外部激励机制为切入点,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深入分析政府补助、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高管激励对绿色创新均有预测作用,但其作用弱于企业自身的特征指标;政府补助与高管股权激励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高管薪酬激励则与企业绿色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更加依赖政府扶持,且高管激励政策的激励作用相对有限。研究不仅拓展了机器学习方法在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应用,也为政府完善扶持政策和企业优化高管激励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SG表现、高管激励和企业价值提升

ESG是衡量一个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的非财务评价指标,为提升企业价值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本文以中国2017—2021年汽车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ESG表现对汽车行业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高管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高管股权激励对ESG表现和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ESG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非国有汽车企业比国有汽车企业提升ESG表现对企业价值有着更积极的影响。本文深化了双碳背景下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的研究,为利用企业ESG表现推动汽车行业企业价值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技术密集型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下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权力激励三种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探寻高管激励最优组合。全样本条件下,三种高管激励模式均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不同生命周期条件下,三种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存在差异:在成长期,三种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均有促进作用,其中权力激励与薪酬激励还具有互补效应;在成熟期,高管薪酬激励为主要激励模式,权力激励能够增强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股权激励和权力激励存在替代效应;在衰退期,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同样具有正向作用。

客户集中度对民营企业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2—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客户集中度的提高,高管的解雇业绩敏感性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均下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风险承担随着客户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低激励业绩敏感性是对风险厌恶的高管的补偿。分组回归表明,只有在地区信任度低、家族文化观念浓厚和商帮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高管解雇业绩敏感性才会随着客户集中度提高而降低,在地区信任度较高以及家族文化观念和商帮文化氛围较淡薄的地区,这一现象不复存在。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客户集中度的关系不受分组方式的影响,这一结论对进一步完善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管激励与企业ESG表现

践行ESG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高管激励作为企业内部治理重要机制之一,能够对企业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ESG表现。基于管理层短视和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利用华证ESG评级来衡量ESG表现,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激励行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ESG表现。进一步检验得出,高管激励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在重污染企业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高管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高管激励的视角

股权集中度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不同表现,进而企业脱实向虚的过度金融化行为的约束力方面存在差异。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中25054家非金融企业2011—2021年共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有负向作用,即当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2)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检验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显著,且股权激励更为有效;(4)进一步实证检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以上结论为企业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的内部监管制度,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实体产业投资,以及优化高管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激励、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

本文运用SPSS26.0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税收负担对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此外,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充当部分中介角色。通过研究,我们对高管激励、企业财务绩效以及税负调节和战略选择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高管激励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我国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而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高管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能够弱化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冲突,影响企业过度金融化水平。为此,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路径机制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能显著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行为,股权集中度会弱化上述负相关关系,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

业务重构与高管激励视域下县级国企市场化运营实践路径——基于溧阳市国企改革经验

县级国有企业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面对国家层面国企深化改革要求及地方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机遇,县级国企市场化运营成为必选之路。目前,县级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基本完成并取得成效,但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突出问题及不足,本文通过致困分析提出完善管理机制、重构业务主体、细化高管考核等措施,以期实现高质有效的市场化运营,进而提升县级国企市场竞争力。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综述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加速了企业寻求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而创新战略制定并实施与企业高级管理层密切相关,高管的创新意愿离不开激励机制的有效推动。在学术界对于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日益丰富的背景下,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在总结归纳了高管激励动机和方式,以及对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等有关内容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认为未来研究可考虑从关注高管激励的协同作用和创新能力度量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展开。

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

文章基于2015—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深入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将高管激励细分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两个方面,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合理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励高管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还能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种正面影响。这表明,加强内部控制不仅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而且是确保高管激励有效转化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途径。文章旨在丰富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视角,为企业制定高管激励政策、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提供参考。

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新时代下企业成长的原动力,企业从研发中取得竞争优势,但也面临着研发带来的高风险,这要求企业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文章选取2015-2022年我国科技型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财务柔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与财务柔性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激励在二者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的效果。该结论对科技型企业合理运用财务柔性储备和高管激励手段来提高创新研发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高管激励、党组织参与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选取2017—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和管家理论,检验了高管激励和党组织参与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两种机制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了三种高管激励模式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有利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党组织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党组织参与之间存在替代效应,高管晋升激励和党组织参与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明显,而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精准扶贫与高管激励

本文以2016—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参与精准扶贫的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更高。机制检验发现,精准扶贫通过提升公司业绩以及董事会对高管的主观业绩评价,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较弱,但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会提高其高管政治晋升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高管激励经验,为企业在巩固扶贫成果和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激励人才,提供了现实参考。

国企改革进程中高管激励方式的变迁

论文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4个历史阶段,剖析不同时期高管激励方式的变迁,提炼出其变化轨迹及规律,为完善当前和未来的激励机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高管激励来源于薪酬提高和控制权扩大;在制度创新阶段,实行高管年薪制,实现薪酬和业绩挂钩;在纵深推进阶段,逐步从短期激励向中长期激励转变,并落实考核约束;在全面深化阶段,继续健全中长期股权激励机制和规范薪酬管理制度。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的变迁体现为3个方面:从精神激励向物质激励转变、从短期激励向中长期激励转变、从单纯激励向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转变。由此可提出完善高管激励方式的相关建议,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供借鉴。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基于内生性视角的分行业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生产要素聚类分析将样本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种行业,并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和3SLS估计方法研究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特征对二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绩效存在周期效应,公司增加前期创新投入会提升当期企业绩效,当期绩效的提升促使管理层放缓创新步伐,造成未来一期绩效下降,进而再次增加创新投入。与此相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只在当期显著提高绩效,而绩效的提升也会促进未来创新投入的强度。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同样依赖于公司前期良好的收益,而创新投入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绩效却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高管激励机制中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尤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效果明显;而股权激励在全样本和分行业研究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本文提出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上市公司权衡研发支出与公司目标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价值。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显示:股权集中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抑制作用,而股权制衡和高管激励则显著的促进企业更多的参与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下如何推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