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照博观 烛幽探微:《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评介

信阳师范大学张振龙主持、匡永亮参与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下文简称“张著”),2023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张著从考察文人的文化活动入手,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拓展了魏晋文学的研究领域,更难得的是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

魏晋文献整理与文学互动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实绩,还是文人对文学特性、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文学观念与思想,与前代相比,均有了新的拓展与质的飞跃,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新格局。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学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们在刘师培、鲁迅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人心态、艺术精神、文人集团、文学思想、政治、文化等视角,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从“水引,挼如箸大”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箸的形制与使用

《齐民要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农书,不仅记载了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食物加工方式,而且记载了一些饮食器具的形制,其中“水引,挼如箸大”是对当时筷子的直接描述。本文通过这条文献记载来考证与勾勒魏晋南北朝时期箸的形态规制,并由此探讨当时箸的使用情况,进一步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生活的历史状况以及饮食文化特征。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冯友兰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观比较研究

对于魏晋玄学,冯友兰和汤用彤都对之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其学术贡献也为学界所称道。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有共同之处,都认为玄学受到汉末名学的影响,主要问题和代表人物基本一致,也都强调竹林玄学是对正始玄学的补充。不过,冯友兰和汤用彤在研究方法以及对玄学的界定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研究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观,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对魏晋玄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也会为我们了解近现代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何以成为人才高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既是山东也是全国的人才高地。在录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历史人物中,临沂人占比接近60%。这一时期的临沂籍人才表现出人才密集、杰出人物多、以家族式集团出现、文化领域人才多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社会条件奠定了人才盛出的社会基础,二是文化教育在世家大族中传承不坠,三是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维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简论丧葬习俗对魏晋南北朝挽歌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俭葬习俗淡化了死亡的神秘感,使挽歌作者能够理性平和地看待死亡,保持一种较为超然客观的态度,促成了自挽作品的出现。各种丧葬仪式为挽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成为挽歌描写的重要内容。挽歌正式纳入礼制,得到官方书面形式的认可后更受重视更为普及,促进了献赠挽歌作品的创作,激发了欣赏挽歌、演唱挽歌的兴趣,对名士风流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法天贵真--《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真我气度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纵心乘兴,追求活出真我的风彩,追求至性至情的人生。他们对家国、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对生命、对美好事物都充满了强烈的关注与热爱。他们的行事往往是放诞不羁的,超乎常人的想象,放诞的表象下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亡佚字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字书,大部分已亡佚,但其佚文材料十分宝贵,一些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且成果丰厚。所指亡佚字书为有辑本的古佚字书(以龙璋《小学搜逸》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从辑佚类与研究类两方面展开论述:辑佚类主要包括清人辑本、今人辑本和域外辑本三类;研究类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期刊、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成果分为字书专书研究、古文献引字书研究以及字书对比研究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亡佚字书研究现状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丝路景观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汉武帝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又设立河西四郡,遣张骞凿空西域,大力经营西北,开辟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使之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笔者在概括丝绸之路早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梳理前代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丝路风情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表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歌咏丝绸之路的诗歌,体式上主要为五言,除少部分作品为写实外,多为泛咏。这批诗歌反映了丝路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丝路行旅的认知态度。

魏晋十六国河西走廊壁画树木的图式风格演化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寺窟和墓室壁画山水元素逐渐增多,其中,树木的表现集中体现了山水画语汇与图式的发展进程。从空间位置上看,石窟壁画中的树木大多在佛教母题的下方或边缘,墓室壁画中的树木则大多在现实生活题材的中下层;从画面结构上看,树木的表现先后经历了点饰风格、结构性图绘和题材独立表现三种样式,并依次形成了勾点、色墨没骨与擦染等笔墨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意识。

魏晋《杂诗》的自然意象研究

魏晋《杂诗》中的自然意象类别丰富,通常可以概括为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征候性意象等三种类型。这些自然意象的特征表现为时令性、悲情性、质朴性,既体现了文学自觉时代诗学体式与内容转向的新特点,又逐渐完备了古典诗歌的意象系统,反映了在整个诗歌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诗人共通的无意识情感投射。

奋辑笃行 守正创新——柳士镇先生《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读后

柳士镇先生《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的修订本体现出学术上整体再造的特征,在扩充内容、引入新见、凸显文化、增加用例等方面都极为可观,这与柳士镇先生思维镇密、学品高洁的特质是分不开的。

乱世檄文闪耀时代光辉:魏晋南北朝檄文的题材与创作背景

檄文在魏晋南北朝“乱世”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应用于军事斗争这一主要场景之外,还被用来讨责神灵、妖魔等,甚至被应用到家庭伦理、饮食等日常生活之中。魏晋南北朝军事题材檄文形式体制成熟,从功用和内容的角度,可分为声讨揭露、宣扬军威等6类。运用“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结合“大争之世”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檄文创作者的生活轨迹和思想情感,以及儒释道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宗教中国化进程,可以更加清晰地描摹出魏晋南北朝历史时代图景,更好地认识历史、传承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底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艺术探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政权的频繁交替,使得其文化也体现出多元的特征。而包括皖江区域在内的江南,则进入政权相对稳定的六朝时期,在南迁北方士族的影响下,经济、文化均有一定发展,甚至形成了“六代豪华”的局面。原本在中原流传的百戏、清商乐舞等传入江南,与当地乐舞进行了融合,并产生出新的乐舞形式。通过文献调查法、思辨法、历史研究等方法,探索这一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有助于了解六朝时期江南乐舞文化,并对中国舞蹈史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魏晋南北朝的扑鼻酒香(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的吟唱不仅让“杜康”酒天下闻名,更奏响了魏晋饮酒之风的前奏和序曲。《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魏晋时期的名士生活,提到“酒”的地方有百余处.

魏晋风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变化

魏晋之际,文人参与绘画,使中国绘画在表现方法、功能和审美上实现了突破。文人画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往往聚焦于宋元明清时期发展成熟的文人画,对于魏晋时期的绘画风格演变研究相对较少。该文从艺术史和绘画的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变化对当时艺术观念与绘画艺术的影响,并以魏晋时期的两幅作品为例加以分析。

酒泉魏晋墓壁画中蕴含的古代丧葬文化习俗

文章的目的在于揭示魏晋时期丧葬习俗与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价值,并通过分析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来深入理解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样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魏晋时期社会发展的认识,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透过壁画中的丧葬习俗,我们能够窥探古人对死亡的思考和对亡者的尊敬,进一步折射出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魏晋诗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家国情怀的书写是中国古典诗歌永恒的主题。魏晋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时期,魏晋诗歌中的家国情怀书写并未因动荡的时代而止歇,反倒是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显明。魏晋诗人亲历乱离,无论是辗转羁旅下的乡关之思,还是现实喟叹下的立功之志,内在都有着家国情怀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