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观比较研究

对于魏晋玄学,冯友兰和汤用彤都对之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其学术贡献也为学界所称道。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有共同之处,都认为玄学受到汉末名学的影响,主要问题和代表人物基本一致,也都强调竹林玄学是对正始玄学的补充。不过,冯友兰和汤用彤在研究方法以及对玄学的界定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研究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观,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对魏晋玄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也会为我们了解近现代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汤用彤先生曾对魏晋玄学治学路径作过精妙的概括，他说玄学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今期神理之妙用。此时期自然与名教之论亦不外乎此，自然（nature）乃“本性”、“本质”、“体”之义，名教根本则是儒家一套伦理规范。魏晋玄学家虽自然观不同，但大都有持同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其间也有貌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二者共同所毫不迁就的是异化的名教，相比之下，前者的学思更为精致，后者所敞开的心胸更为坦真，更显热诚执著，结合前者也更耐人寻味。本文在生命境域倾心后者，在学理上同情前者，并对其中所隐含的疑难作了显示。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试论魏晋玄学的创新精神

魏晋玄学极具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的成长、发育有两个重要条件———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

论魏晋玄学与审美范畴形成的关系

魏晋玄学是建立在“贵无”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的, 其内容主要由人物品藻、名教与自然、才性之辩等几个部分构成。在魏晋玄学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 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魏晋审美范畴, 如清远、虚静、风骨等,并由此引发和促进古代审美意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 把握好魏晋玄学与魏晋审美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理解魏晋审美范畴内涵的重点所在。

自有玄心赏风流--论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

冯友兰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魏晋玄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人和重要奠基者。冯友兰的魏晋玄学研究具有开展早、持续长、成果多、影响大等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在郭象玄学、玄学方法论、玄学的派别和发展阶段、魏晋玄学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贡献。

魏晋玄学中人性问题探微

本文针对魏晋玄学中人性问题进行探微,细致考察了普遍性的人性与特殊性的人情、人格、人生的关系,深入探寻了人性的内涵,并就该问题提出:美学人性论使人性唯美,道德人性论使人趋善,理性人性论使人获真的人生意义。在此,人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理性的统一。唤起更多的当代人真正地关注自然、自身、社会,重新审视、把握、改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以期达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境界。同时阐明了人性丰富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人格品味,探寻自身真正的价值,即:丰富人性是精神建设的一部分。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视野中的养生论

魏晋养生论“形神并重、重在养神”的特质与玄学“以无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密切相关。魏晋玄学视野中的养生论与儒家、道家的养生观相比 ,有着更为突出的实践性 。

论魏晋玄学形而上学的特点及其贡献

魏晋玄学的基本主张是崇本举末、体用不二。这是一种新型本体论,即事实本体论。它主张:现象和本体一起共同构成存在的真正存在方式,二者的统一才是存在的本体。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形神的统一、言与意的统一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理论。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不仅表现得极富声色,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玄学及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刘师培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历来学者对魏晋玄学存有门户之见 ,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 ,评价有失公允。至 2 0世纪初 ,章太炎、刘师培才恢复了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 ,而后魏晋玄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与他们的提倡不无关系。刘师培是近代一位有争议的学者 ,他因后期的政治态度而被世人所唾弃 ,使人们淡化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刘师培的魏晋玄学研究虽然只是起步阶段 ,有些学术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应该给予肯定。

中国哲学中的本体思想及其义理——以魏晋玄学为例对“本体”的结构及建构逻辑的诠释

所谓"中国哲学"主要是形成、发展于中国封建社会并为其服务的一种"性与天道"的天人之学。在此,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是合而为一的,而这个"合"或"一"在哲学理论上逻辑地要求着"本体"的思想和理论,故中国哲学中历来有一本体思想。但这种"本体"却不同于西方哲学中那种抽象的范畴实体的本体论,它是一种境界或意境,即境界本体,而此种本体的内涵恰是"事情本身"的本性、本质,即其"有—无"性本质。在中国哲学中,魏晋玄学以其较明确的问题和思想对本体之特性、结构及其逻辑演进作了有益探讨。

“魏晋玄学”和“程朱理学”对古代服饰的影响

服饰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审美心理,也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服饰文化心态。文章以魏晋南北朝和两宋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意识上的差异对服饰文化的不同影响,来阐述这一理念。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