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

《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至2023年第12期累计刊发500期。以期刊43年发展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封面风格显著变化为指标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两种设计理路,其一是突显“民族性”的中国传统风;其二是采用西方美术手法的现代设计风格。结合鲁迅所倡导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美术思想,在总第501期《鲁迅研究月刊》封面设计改版的构思中,我们秉承中西融合的文艺观,将鲁迅设计书籍封面所采用的汉画像纹样、创办《萌芽月刊》时创造的美术字“月刊”,以及手稿集字、印章、手绘西方书籍图案、注重留白的版式构图等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既能体现鲁迅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又契合期刊内容定位与特征的新样貌。

鲁迅身体诗学的多维透视——评胡志明《凝视与想象:鲁迅小说身体诗学论》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历来为研究者所推重。近年来,随着身体美学与生命美学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鲁迅作品中的身体意识与身体审美,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湖南科技大学胡志明副教授所著《凝视与想象:鲁迅小说身体诗学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凝视与想象》)即是其中代表之一。胡志明在鲁迅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凝视与想象》一书是他在鲁迅身体诗学研究方向上的集大成之作。

“思想鲁迅”的根脉梳理与学理探索——评《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

学界对鲁迅先生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作家鲁迅”“学人鲁迅”“政治鲁迅”与“思想鲁迅”的不同阶段,不同面向的“鲁迅形象”在研究界先后登场,彼此交汇,既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学者走进鲁迅世界的思维路径与理论方法,也反衬出不同学者所处时代的整体审美趋向与文化态势。笔者在开展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革命文学视野下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现状研究”(项目编号:HB23-YB123)过程中对《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一书进行了研读。

鲁迅日记中的人物——王九龄、祁锡蕃、龙沐棠、许士熊四则

一、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在《鲁迅日记》中只字未见,只有在《鲁迅全集》里的《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中有两处提及,并且均在“小鬼许广平”写给“鲁迅师”的信中。当时,处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风潮期间,许广平及时向支持进步学生一方的鲁迅汇报动态信息。

“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圆桌论坛侧记

鲁迅先生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触,持续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格局。在静默中聆听历史的惊雷,是对鲁迅深刻洞察力的致敬;而笔耕不辍续薪火,则是对鲁迅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2024年9月19日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了“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圆桌论坛,聚焦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探索鲁迅思想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旨在总结近年来鲁迅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突破点;分析鲁迅作品及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探讨鲁迅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促进跨学科交流,拓宽鲁迅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在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栗永清主持下,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展开深度对话,分享见解,碰撞思想;文学院师生自由提问,激荡智慧,现场学术气氛十分热烈。

历史的终结与反复:从“革命鲁迅传统”到“鲁迅革命传统”

“革命鲁迅”的建构目的是以鲁迅道路来论证现代中国道路,其实质是“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形象经过了“革命鲁迅/党的鲁迅——思想革命鲁迅——主体鲁迅——鲁迅左翼——同路人鲁迅”的变化,分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后革命时代”等阶段,发挥了“反帝反封建——反封建思想革命——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第三世界左翼——后政党政治批判”等功能。基于当今“后革命时代”看似历史终结实则在反复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起点,重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激活鲁迅的“人国”理想和知识分子领导权,实现从“革命鲁迅传统”到“鲁迅革命传统”的主体转向。

鲁迅与《红楼梦》

与作者产生共鸣,是鲁迅研究《红楼梦》的原因之一。他善于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绘画,并不时在杂文和日记里予以记载。正是有了对《红楼梦》从文字、思想、语言、人物刻画等方面的深研细究,让鲁迅先生感悟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如何在语文学习中走近鲁迅——“走近鲁迅”单元的分析与教学建议

小学六年级的“走近鲁迅”单元,是统编语文教材中学生学习鲁迅作品和了解鲁迅的起始单元。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探寻容易被小学生接受的解读视角,或可消除教师与学生对鲁迅作品的畏难情绪,读其文并亲其人,在语文学习中帮助学生比较顺畅地走近鲁迅,为今后鲁迅作品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