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鸡鸭名家》的叠音修辞艺术

汪曾祺先生在《鸡鸭名家》中根据文本表达的需要精妙地运用了多种叠音词和摹声词,为塑造人物形象,描绘自然景物,加强人物动态感及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良好的修辞效果。现从修辞艺术的角度,欣赏《鸡鸭名家》中叠音修辞现象,学习修辞方法和技巧,更好地解读原著,作为今天写作的借鉴。

鸡鸭名家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郯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在做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很漂亮,很可爱。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

鸡鸭名家

在古代,走马镇是个镇子。到了今天,走马镇还是个镇子。按说,样子变化不大,还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水多,多的是滩涂,水草丛生,草一多,名字就叫不上来了。滩涂外面是湖泊,水也不深,种藕种菱角。菱角和藕都好养,不用费什么心。等到荷花开了,有些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意思。摘莲蓬是孩子们喜欢的,划着小划子,撑几篙去了藕花深处。

挤压或突围——《鸡鸭名家》创作谈

这显然不是个好差事,实施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事情是这样,《南方文学》的黄土路策划了一个栏目,邀请作家就自己喜欢的小说,重新创作一个,有向经典致敬的意思。另外一层意思他没说,如何突破经典。这是个有挑战的项目,他和我说的时候,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目录,所谓经典。

“汪氏文体”的生成与特征——兼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高邮小城镇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他独特的小说文体被称为“汪氏文体”。“汪氏文体”的生成有阶段性。1940年代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在“终觉不入”的漂泊感与“恋家”情绪中创作的,他此时已经开始产生追问“短篇小说本质”的文体自觉,并且在书写故乡时选择了与意识流风格迥异的“抒情”风格,但“抒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1980年代汪曾祺对自己几篇小说的“重写”,体现出他和之前的变化,即在语言上提倡的“文俗则雅”和情感上追求的“隐伏的悲痛”。这一时期,“风俗画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怀旧”是他主要的情感表达。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乡土的眷恋——论汪曾祺早期乡土小说

一直以来,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创作被研究学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法的创作,一类是写乡土的创作。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属于乡土创作的有《鸡鸭名家》《戴车匠》《异秉》等,这些篇目构成了汪曾祺早期的高邮世界,即他对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表现。首先是对乡土风物的眷恋,美好的乡土风物构成了理想乡土社会的表面。其次是对传统乡土社会伦理的认同,其中体现的美好人情让人倍感温暖。最后是对乡土社会中乡民的存在状态的表现,那种和谐、自在的状态使人心生向往。现对汪曾祺早期的高邮世界的描写进行分析,了解汪曾祺理想中的乡土社会。

一个反讽的张力故事——电影《香水》的“非理性”叙事

主体的变形与异化,往往是诸多电影极力想要表现的主题之一,以此来构筑＂陌生化＂的文化语义和道德场景,从而营造出冲击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效果。行为主体的变异是一次自我丢失的生命状态,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主体在这个客体中完全丧失了自身,即忘却了自己的个性、意识,只作为纯粹的、无意识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认识的主体。＂[1]而影片《香水》即叙述了一个为了追寻世上最完美的香味而蓄意谋杀,

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简评汪曾祺的《邂逅集》

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简评汪曾祺的《邂逅集》李新平汪曾祺是本世纪４０年代登上文坛的小说家。建国后，他陆陆续续的创作，贯穿了半个世纪。尤其是８０年代，他重振文坛，以其深厚的功力、创作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

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

在新时期文坛上老作家汪曾祺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由于他的近作极富民族文化意蕴和中国艺术精神,因此被誉为“民族文化小说”的代表作家,由此也引起了文学史家对他早期创作(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兴趣,并被“追认”为“京派”作家。而众所周知,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恰是以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取胜的。的确,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与京派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邂逅》以及《异秉》等篇在取材和态度上与沈从文的某些小说颇为接近,而《小学校的钟声》

人和乡土的美与本色当行的歌——给汪曾祺的一封信

曾祺: 你的短篇集子和信都收到好些日子了。你的那些小说除选自《邂逅集》的几篇外,过去我都是从刊物上零星地读的。这回又集中起来重温一过,所以拖到现在才给你写信。 我这回是把你的那些短篇有意地分成四组来读的。这种划分法是我自己以意为之,并没有什么依据,然而有助于我形成一些印象。以下就是我的“印象记”。

汪曾祺小说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

汪曾祺这几年蜚声文坛,影响日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创作程式,创作出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他独特的风格特色。他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情节、向心的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追求艺术上的“淡”与“散”,既不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生世态的大起大落。

1946年:汪曾祺小说主体风格的起点——以《老鲁》为例

1982年2月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选入了汪曾祺1940年代的四篇旧作:《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在《自序》中,汪曾祺交代了这四篇小说的来由:我写小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开始写作的时间倒是颇早的。第一篇作品大约是一九四○年发表的。那是沈从文先生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大学时期所写,都已散失。

现世人生中的诗性生存——汪曾祺早期小说人物片论

汪曾祺的创作道路初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收入《邂逅集》的作品呈现出现代派和京派传统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一类诸如《复仇》、《落魄》、《小学校园的钟声》、《绿猫》、《职业》等,关注自己精神世界,抒发对生存的体验、感受,表现个体在现实环境下的复杂情绪。而在《老鲁》、《鸡鸭名家》、《邂逅》、《戴车匠》、《异秉》

新发现汪曾祺致杨汝?书信四封

杨汝?(1930—1985),高邮人,诗人、评论家。杨汝?是汪曾祺的表弟,小时候两人熟识。1938年,杨汝?随父亲内迁至重庆。1946年返回南京,因家贫辍学,因热爱文艺,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1949年春随兄嫂再度入川,在重庆开始发表诗作,同时读到了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后杨汝炯在富顺、隆昌等地任教.

寂寞的梦行之旅——论汪曾祺1980年代后小说创作的心理图式

一、反差动荡的人生际遇汪曾祺拥有一个让人羡慕的童年。他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父亲的修养和情趣,长辈的关爱,使他内心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优越感。家族的宠爱、少年的聪明自然造就了年轻气盛的汪曾祺,但后来他为何变得如此谦和宽容甚至小心谨慎了呢?这无不与他后来的生活经历相关。1944年。

跟着先生去看雪

网络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无数看似偶然的必然,比如我遇到王祥夫先生就是这样,一切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偶然中开始。最初,在小说选刊上与他的小说不期而遇。从《上边》、《婚宴》开始,我好像踏上了一次次奇妙的旅程,除了阅读带来的快感和思考之外,我对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想知道在这些看似平淡实则隽永的文字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灵魂在歌唱。

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

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在那些单纯古朴的旧日人物身上,在那乡情浓酽的风俗气氛中,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似乎隐匿着一种深厚的意蕴。这种整体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来自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

无穷的地面在我们脚下——2014年广东小说印象

每一年,都不是割裂的线段,而是一束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线,顺承过去而来,开创未来而去。2014年,便恰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切面,透过它我们看到的远非仅仅是这一年的文学风景,而是像途中突然遭遇了秀丽的树木一般,它们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身后广袤神秘的森林。2014年,对于广东小说来说,是相对平淡的一年,但在这种平淡中又蕴含着新的元素,这些新的审美、新的思辨、新的面孔,都与南粤这片土地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滤过表面纷纭繁杂的噪音,我们听见的是勃勃的生机。正是从"过滤"的意义而言,小说在今天并非变成了文化的盲肠,而是更加重要起来。因为愈演愈烈的信息时代。